大秦之歌
公元1542年，明代中期著名的教育家呂柟在他的故鄉去世，商人關閉商鋪歇業，學生停學停課，去祭弔這位遠近聞名的學者。呂柟創立的解梁書院以及他培養的很多學生、朋友和故交摯友從全國各地來到陝西高陵縣，前來拜別這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大家。
呂柟，陝西高陵縣人，原字大棟，後改字仲木，號涇野，是我國明代中期著名的教育家。
呂柟從小聰敏伶俐，好學上進，對學習表現出濃厚興趣。他八歲開始致學，十四歲時應試臨潼，成績名列前茅。十七八歲因成績優異被西安正學院錄取，在這裡得到更快的成長，當時已有盛名的薛敬之對他的影響最大。
公元1502年，大明弘治十四年，呂柟參加鄉貢，就學國子監，與馬理等人切磋勸勉，致力於實學的研討。也正是這個時期，呂柟堅定了實學的研究決心，確定了自己學研方向。
公元1508年，大明正德三年，呂柟參加會試，取得了第六名的成績，接著參加廷試，又獲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績，被朝廷授予了翰林編撰的職務。
呂柟在翰林院編撰期間，務實穩健，積極上進，在同僚之中留下很深影響。但當時大宦官劉瑾篡權亂政，朝廷上下一片昏暗。呂柟目睹到這些後倍感失落，這種氛圍對他鑽研實學極為不利。於是他以自己身體有病為由，辭官回到家鄉陝西高陵縣。
公元1521年，嘉靖皇帝改元，朝廷上下有了新的氣象。呂柟又重新入京為官，進入朝廷史館撰修正德實錄。
公元1523年，呂柟在會試時擔任書經試官，為朝廷選拔名士二十多人。呂柟很快和這些人交往頻繁，他們著書立傳，上書朝廷，要求重視教學，而且教育的基礎要切近現實，推動社會以務實、穩健作風發展。此外，還要求皇帝要遠離奸臣，親近賢臣，多了解民情民意。全社會要大力推行禮法。
呂柟的一系列建議非但沒有引起嘉靖皇帝的重視，反而被奸臣迫害，一度被關進監獄遭受了廷杖之刑。
在眾多同僚和賢達之士的援助下，呂柟被朝廷貶到山西解州擔任判官一職，後來又代理知州行事。呂柟為政期間，勤政廉潔，真心實意為民辦事，對民生事情特別關注。為了保護鹽池，他親力親為，修築起了一道嚴嚴實實的堤壩。為了老百姓一年一度的莊稼能豐收顆粒入倉，他力主興修水利，便於農田澆灌。
作為一名以實學稱著的教育家，呂柟還在經費緊張的情況下，籌辦起解梁書院，讓這裡的書學研究風氣越來越濃。並經常邀請一些當時文化界的名家來此講學授課，對當地社會風氣的引導產生了積極影響。
公元1527年，大明嘉靖六年，呂柟被朝廷調到南京擔任吏部考功司郎中。離開解州的時候，當地老百姓、學生、賢達之士等上千人哭泣挽留，捨不得呂柟離任。呂柟走後，他們專門請人為呂柟立碑，表達對這位造福一方百姓清官的懷念之情。
在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的職務上幹了不久，呂柟又做了南京尚寶司卿，這是一個相對閒散點的職務。呂柟在公務休閒之時，便經常到南京城的柳灣精舍和鷲峰寺里講學，講授他的實學精要。
公元1532年，嘉靖十一年，呂柟升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在這裡，他經常參與講學。
公元1535年，嘉靖十四年，呂柟被調到北京擔任國子監祭酒，整頓監規，皇親貴族的子弟，公侯將相的後人，都稱為呂柟的學生，也十分愛情老師的講課。
第二年，呂柟又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稱為正部級官員。隨著職務的升遷和閱歷的增加，他講授的內容也更好精深。
公元1539年，嘉靖十八年，年齡漸高的呂柟向朝廷提成申請，要求辭官回鄉。嘉靖皇帝批准了呂柟的申請。回到故鄉的呂柟將自己剩餘的生命和時間，投入到為家鄉子弟傳道受業解惑的講學之中。人們在高陵的北泉精舍，經常可以看到呂柟認真講課的身影。
呂柟一生追求實學，他無論走到哪裡，無論做什麼工作，都始終圍繞著他的實學教授之事，持之以恆，孜孜不倦，所以他的門生故交多大上千人，分布在大江南北，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
黃宗羲曾這樣評價呂柟：「先生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
大明王朝自開國以後，明洪武帝朱元璋就開設科舉，大興辦學，本來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朱元璋在講授四書五經時設置了條件，要求所有學校只能教授朱熹批註解釋的四書五經，別的不能講。這就束縛了學者們的思路，也不利於思想解放，形成了單純只為科舉而教學的社會風氣。
到了大明成化年間，陳獻章衝破當時的條條框框，改變了當時死記硬背詞章的習氣，認為自然學習才能讓人們獲得真正的知識。他的做法，在一定意義上來說促進了學習，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但他的學課又主張安靜，要求像坐禪一樣靜心靜力。
陳獻章這種學問之道後來被王守仁發展成「致良知」，被湛若水以「隨處體驗天理」相呼應。這些思想上自成一體的理論，對當時思想界的刺激很大，很多學者對站出來參加到這場「辯難」的爭論中來，像當時的羅欽順、何塘、王廷相、崔銑和王守仁等。
可以說，當時是大明王朝書院最鼎盛最活躍的時期，但呂柟的教育思想和學術觀點卻超出了當時思想界很多人的見識，獨立超前，有自己獨到見解和認知。
呂柟一生講授實學，而實學的本質就是要求人們重視實踐，強調言行一致。在羅欽順等人與王守仁的論戰時，呂柟對宋代理學進行了認真剖析和研究，他認識宋代的理學專注於對人性的研究而忽略實踐是不可取的，應該在關注人性的同時，要關注行事的實際。
呂柟一方面積極肯定宋代儒學研究者對孔子學說的貢獻，另一方面也認為在學問上主張靜、誠、敬，或以禮教人等方法，均有不盡人意的地方。他還指出朱熹補《大學》格物之章根本沒有必要，「若事事物物皆要窮盡，何時可了」。他認為對朱熹的學說不能墨守成規，才能創造出更有價值的思想學問。
明代科舉存在很多弊端，士大夫教學領域也有很多不正之風，呂柟對這一切深惡痛絕，他認為一個人一生最大的不幸在於不知道自己的過錯在哪裡。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弟子在先要讓自己的德行修養不斷進步，在這個基礎上在學習其它的知識，這樣才能打牢基礎，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呂柟提出「安貧改過」的修習方法，意思是學習的目的不是為了揚名立萬，不是為了追求虛名，而是為了改正自己的過錯，而且不能一味陷溺在學習之中，還要立足現實，務實為本。他將「仁」賦予了大公無私的含義，認為「改過」就是為了自覺的改掉舊習、陋習和不良習氣。有時他把「改過」也稱為「克己功夫」，強調每個人的自律性，克服自身的自私性，這樣才能「日新而進於善」。
他在自己的《涇野子內篇》卷七《鷲峰寺》里寫道：「今稱之三年去一番進士、舉人，有當日而泯者，有未用而泯者，有既用而遺臭者，何足貴？雖公卿，三年間去若干，今皆何在？汝輩要激昂近思。」
呂柟和王守仁在關於朱熹理論上有過激烈爭論，這場爭論也是首先因為當時的學規存在弊端所導致。明朝初期，所有的書院在教學上都要遵循朱熹白鹿洞書院學規和程端蒙、董銖學規。朱熹的學規只要是圍繞三綱五常來進行倫理研究、修身治家，程端蒙、董銖的學規注重死記硬背。到了成化年間，胡居仁在朱熹白鹿洞書院學規的基礎上，又提出修身之前，必須先在「理學」上下功夫。王守仁雖然強調學習不能一味按照朱熹的學規進行，要在「用心」上做文章，認為做什麼事情全在一個「心」字上。
由此可以看出，呂柟的「安貧改過」思想是對當時書院學規的一個突破和提升。在教學方法上，呂柟認為朱熹的格物窮理不切實際，指出每個學者因為所處的環境不同，所以格物的要點也就相互不一，不能千篇一律的都一起來格物窮理。王守仁認為遵循朱熹的學說有積極的作用，呂柟卻認為忽視學生資質稟性和造詣不同的特點，有偏薄之處。在他的潛移默化影響下，學生們都能相互勸善，有過錯的地方又能相互改正。
呂柟對於當時讀書注重讀經書的風氣也進行了改正，他認為讀書要結合歷史發展的現實，不能把前人的聖賢之語一一背熟，不能牽強附會的去比較，主張實學，即「即事即學，即學即事」、「學聖人須師其意，不比泥其跡」，所以讀書要事和學結合。因此，呂柟的講學從來不局限於經史，而是同日常見聞緊密結合，要求學生看書時要聯繫實際，通古至今，通天之地。同時提出寫文章不必在字句上過於下力，重在發揮主題並能有創新。
呂柟認為一個人的見聞有限，一個人想獲得天下所有的見聞則是難上加難，所以學習只要虛心、好問、好觀察就可以了，通過這些來增加自身的見聞，博聞廣取，這樣的學習方法也和老師同學朋友相互交流的方法是一致的，可以達到見聞開拓的目的。例如他曾對自己門生因與朋友往來有影響學習的顧慮就指出，見到讀經書的就講經書，見到知道當時典故的就講當時的典故，與誠實而見多識廣的朋友來往可以彌補自己的不足。他還針對門生因日常認識社交活動過多而影響學些的顧慮，指出「可就在人事上學」，主張學習功夫「在下學做去」，為了擴充見聞，縱有「愚夫」、「愚婦」也亦可以和這些人接觸對話。交友的目的就要從多見多聞易於學習出發，這樣才能獲益良多。
明代書院有一項紀念對本院或者學派有重要影響力前輩的活動，這和現在的學校紀念和表彰有傑出貢獻的老師和學生一樣，主要是為彰顯這種傑出人物一言一行所體現出來的本院精神以及對社會正確價值觀所產生的引導。例如，在正德年間改建的資陽書院，就把宋、元、明初以來的儒學大家進行表彰，有些學者沒有著作，有些甚至是山林里的隱士。呂柟的實學思想，影響著他對這些要表彰對象的選拔和取捨，所以對遴選學者名單，他認為要首先要重視這些人的學問要旨，而不是他們的空洞文辭。這種認知和見解，對明代書院精神的弘揚具有重要的歷史作用。
呂柟做人和他做學問一樣，謙虛務實，從不以正學自居。他在鷲峰寺講學時，門生打算將呂柟的講論記錄寫成《正學》刊行，他得知後，就告訴自己的門生，別人看見你學的是正學，但我學習從不分正邪。
呂柟和王守仁、湛若水在學術見解上有很多不同之處，可是他同湛若水以及王守仁的高徒鄒守益在共同主持東南講壇時，當有人提出王守仁、湛若水的學問是偽學問應當禁止時，他卻向朝廷講明大義，認為「學不講不明」，若沒有不同學派也就不存在講學，千萬不能不經過經驗論證偏執於自己的一人之學說，也不能輕易否定別人的學問都是錯誤的，應該「聽得四方九州之言」。朝廷聽了呂柟的解說，也就對禁學一事再也沒有提及。
對於阿諛奉承的事情，呂柟作為學者尤其深惡痛絕。嘉靖二年會試時，有一個考生為了迎合當時主考官的意思，在試卷上揚言「欲將今之宗陸辯朱者誅其人，焚其書」。其他考官一看，都想錄取這個學生，但呂柟認為這個學生以後做官之後，肯定會迎合權貴，不能錄取。當時陽明心學盛行，照常理該考生試卷會讓王守仁的反對派非常高興，但是呂柟認為，學生點評前輩，應該論點適當至正，不應該肆意妄語。
很多人說起明代的書院情況，認為書院林立，看上去興盛非凡，實際上有很多弊端存在，主要就是這些書院分門分派，而且相互之間經常攻擊對方，形同水火。而且這種風氣蔓延到社會各個層面。但呂柟在講學上從來不任意攻擊別門別派，他不但和當時文壇頗有才名的何景明、何塘、顧璘等人有交往，而且與同王守仁論戰的崔銑等人有交往。在南京與王守仁高徒鄒守益、穆孔暉經常爭論，但卻和他們有了很深的交情。他的門生王光祖、胡大器曾向鄒守益討教學問，鄒守益卻表達了對他們老是呂柟的敬仰之情。
在呂柟的眾多門生里，也有湛若水門人王材、張節，王守仁門人何廷仁、馮恩、程默等等很多別門別派的弟子，他們都先後拜呂柟為師。這些人在此後的學業中均有創新，對促進社會思想文化的進步都做出了貢獻。呂柟門生遍布大江南北，此後都自學成才，有的甚至創立了新學派，對明朝中後期的書院發展影響頗深。
萬曆年間，顧憲成、高攀龍等人發起成立的東林書院，在院規上就提出了學在力行、廣見博聞、願聞已過、貴在速聞速改等內容，這裡面就融合了呂柟的教育思想。因為這些人都是呂柟的徒子徒孫，所以很多人說東林書院之所以興盛，應該歸功於他們的祖先呂柟。
明朝晚期，天啟年間京城首善書院主講馮從吾，認為自己雖然不是呂柟門下之人，但他的學問主要來源於呂柟。馮從吾早年在寶慶寺講學創立關中書院，就明確提出「今吾輩發憤為學，斷當自改過」，非常認可呂柟「安貧改過」、「學不講不明」的治學觀點。
明清之際的大家李顒在關中書院會約中提出「以改過為入門，自新為實際」，自稱平生最仰慕呂柟先生，為此還專門寫了《悔過自新》一篇文章，對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悔過自新的重要意義進行闡明。同時將呂柟的語錄列為關中書院主講科目之中。
呂柟作為明代中期的思想教育大家，縱觀他的一生，始終以憂民憂世之心，以畢恭畢敬之態，以實事求是之風格，在繼承前輩思想的基礎上，又能結合現實情況，對學生進行引導和塑造，在當時紛繁複雜、學風不正、政治腐敗的社會環境下，他求真務實的學風對當時的社會發展確實是一個很大是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