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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覺得自己賺不到大錢，是因為不夠聰明。但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因果關係可能是倒過來的：是你的貧窮讓你變得愚蠢。
這裡的「愚蠢」並不是個罵人的詞，它有點類似於「思維受限」或「短視」。也就是我們慣常說的「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力。」
因為貧窮讓你只有精力關注眼前的事情，比如，如何還掉上個月的信用卡，如何掙足孩子下個月的奶粉錢，從而忽略了更長遠的事情（比如你想跳槽，或是投資）。你在某一個收支平衡里無限循環，耗掉了所有的力氣和心氣。
所以更該提醒的是，那些極其忙碌的人也很容易「因貧致蠢」。
01
為什麼窮人總是做蠢事
為什麼窮人更有可能犯罪？為什麼他們更容易變胖？為什麼他們更容易酗酒和吸毒？簡而言之， 為什麼窮人會做這麼多愚蠢的事情？這些問題過於尖刻？也許吧。但是請看一看統計資料：窮人經常借錢， 沒什麼存款， 經常吸菸， 不太運動， 喜歡喝酒， 而且吃得不太健康。如果你給他們提供金錢管理方面的培訓， 那麼窮人往往是最後一個報名的。如果看到招聘廣告， 簡歷寫得最糟糕的往往是窮人，
面試時著裝最不專業的往往也是他們。
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 曾經說過，貧窮是一種「人格缺陷」。雖然很少有政治家說出這麼極端的話，
但是這種認為解決方法在於個人的觀點卻並不罕見。從澳大利亞到英國， 從瑞典到美國， 都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 那就是認為貧窮是一個人們必須自己克服的問題。沒錯， 政府可以鼓勵他們——利用一些提高認識的政策、 刑罰， 以及最重要的——教育， 使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
但是如果窮人確實沒有辦法自己進步怎麼辦？如果所有的鼓勵、 所有的知識和教育都絲毫不起作用怎麼辦？如果所有那些善意的引導反而使情況更加糟糕怎麼辦？這些問題都很尖銳， 但是， 提出這些問題的並不是一般的人；他就是埃爾德·沙菲爾（Eldar Shafir） ， 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最近， 他和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塞德希爾·穆來納森（Sendhil Mullainathan） 一起，
發表了一個頗具革命性的關於貧窮的新理論。這個理論的要點是環境。
沙菲爾的抱負可不小。他想建立一個全新的科學領域：對稀缺的研究。但我們不是已經有了嗎？是經濟學嗎？「那些我們已經有了很多， 」我與沙菲爾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旅館見面時， 他笑著說， 「但我的興趣在於稀缺的心理， 這方面的研究出人意料地少得可憐。」
02
忙碌也是一種貧窮
優衣庫聯名款遭瘋搶：IP+「絕版」加劇稀缺效應就經濟學家而言， 一切都圍繞著稀缺這個詞轉——畢竟， 即使最大的買家也買不了所有的東西。但是， 稀缺的觀念卻並非無所不在。一份空空如也的日程表，
給人的感覺跟一個排得滿滿的工作日就非常不一樣。稀缺影響著我們的思想。當人們感覺到一樣東西稀缺時， 他的行為也會變得不同。
那樣東西是什麼並不重要；是缺時間也好， 缺錢、 缺朋友、 缺食物也好——這些全部都和「稀缺心理」有關。而這也會帶來好處。有過匱乏感的人非常善於處理自己的短期問題。窮人們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能力——在短期內使收支平衡。
儘管如此，「稀缺心理」的缺點還是大過優點。稀缺使你的注意力集中於眼前匱乏的東西， 5分鐘後即將開始的會議， 或者是明天必須支付的帳單。長遠的觀點被拋到了九霄雲外。「稀缺吞噬著你，」沙菲爾解釋道， 「你無法將注意力放在那些對你同樣重要的其他事情上。」 可以將之比喻為一台同時運行10個複雜程序的新電腦。電腦將變得越來越慢， 老是出錯，
最終完全死機——並不是這台電腦不好， 而是因為它必須同時處理太多的任務。他們做蠢事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們天生愚蠢， 而是因為在他們生活的環境下， 每個人都會做蠢事。諸如「晚飯吃什麼」和「這筆錢可以堅持到周末嗎」是最令人大傷腦筋的問題。沙菲爾和穆來納森稱之為「心理帶寬」（Mentalbandwidth） 。「如果你想理解窮人， 請想像你自己正身在別處， 」他們寫道，
「自我克制聽起來像是個挑戰。你很容易感到分心和煩躁不安， 而這種事情每天都在發生。」這就是稀缺——不管是時間還是金錢——會導致不理智決定的原因。
儘管忙碌的人和生活於貧困線以下的人之間存在著關鍵的區別， 但是在一刻也無法擺脫貧困這一點上兩者完全相同。
03
越聰明的人越容易愚蠢
1954年的夏末， 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家在看報時， 突然發現了報紙背面有一串奇怪的標題：
號角號行星向城市
發出預言：洪水要來了， 快逃。
外太空警告郊區居民，
12月21日洪水將淹沒我們。
這個名為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 的心理學家的好奇心立刻被點燃了， 他接著讀下去。「12月21日凌晨前， 萊克城（Lake City）將毀於大西洋的洪水。」消息來自芝加哥郊區的一名家庭主婦， 她說，她從其他星球上的高級生物那接收到了這個信息：「這些生物來過地球， 她說， 就是我們所說的飛碟。」
這正是費斯汀格一直在等待的。這給了他一個機會， 使他可以調查多年來一直困擾著他的一個簡單卻又棘手的問題：人們在經歷嚴重的信仰危機時會怎麼做？如果沒有飛碟來營救她， 這名家庭主婦會怎麼做？如果洪水沒有發生， 情況又將如何？經過一番挖掘之後費斯汀格發現，那個名為多蘿西·馬丁（Dorothy Martin） 的婦女，
並非唯一一個相信1954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的人。約有十幾個追隨她的人——他們全都是聰明正直的美國人——已經辭職， 變賣了自己的財產， 或者是在信仰的作用下， 離開了自己的配偶。
「你很難改變一個人的信仰。」利昂·費斯汀格以此開始了在《當預言不靈時》 （When Prophecy Fails） 一書中對這類事件的描寫， 1956年初次出版的這本書， 直到今天都是社會心理學的開山之作。「你要是跟他說你不信， 他馬上掉頭就走， 」費斯汀格接著寫道， 「你要是擺出事實或者數據， 他會質疑你的資料來源。你要是跟他講道理， 他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們很容易嘲笑馬丁太太及其信徒的故事， 但是費斯汀格所描繪的現象卻沒有人能夠避免。他稱之為「認知失調」。當現實與我們內心深處的信仰產生衝突時， 我們通常會重新校正現實， 而不是修正自己的世界觀。不僅如此， 我們甚至變得比以前更加固執地相信自己的信仰。請注意， 當涉及實際問題時， 我們往往相當靈活。我們中的大部分人甚至願意就如何去除油漬或是切黃瓜聽取別人的意見。不，只有當我們的政治、
思想或者宗教觀念遇到危險時， 我們才變得最固執。當有人就刑事處罰、婚前性行為或者全球變暖等問題質疑我們的觀點時，我們往往會固執己見。人們往往抓住這些思想不放， 而且很難讓他們鬆手。
有一個因素確實與此無關， 那就是愚蠢。耶魯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那些受過教育的人比任何人都更堅持己見。畢竟， 教育給你了捍衛自己觀點的武器。聰明的人總是善於尋找各種論據、專家和結論， 來支持自己原有的觀點，網際網路則使我們比以前更容易成為自己觀點的消費者， 因為只需輕輕一點滑鼠，
馬上就可獲得又一條證據。美國記者埃茲拉·克雷恩（Ezra Klein） 總結道，聰明人沒有將聰明用在獲取正確的答案上， 而是用在了獲取他們想要的答案上。
04
我們只能在一驚一乍中成長
我們知道思想是隨著時間而變化的。昨日的先鋒就是今日的常識。問題不在於新思想是否能夠打敗舊思想， 而在於怎麼打敗。
研究結果顯示，突如其來的震驚可以創造奇蹟。伊利諾伊大學的政治學者詹姆斯·庫克林斯（James Kuklinski） 發現， 如果人們儘可能直接地面對令人不快的新證據， 他們很可能會改變原來的觀點。以大獲成功的右翼政治家為例， 早在20世紀90年代， 他們就已經警告過「伊斯蘭的威脅」， 但是沒有多少人關注他們，
直到2001年9月11日雙子塔被炸的恐怖事件發生。那些一度次要的觀點突然之間變成了困擾所有人的夢魘。
911事件如果思想不是逐漸地改變事物， 而是間歇性地——通過令人一驚一乍的打擊事件。 如果真是這樣， 那麼我們的民主——新聞和教育的基本前提將是完全錯誤的。它意味著， 從本質上說，
人們改變觀念的啟蒙模式——通過搜集信息和理性的思考， 其實是在維持現狀。它意味著， 那些推崇理性、 細節和妥協的人， 並不知道思想是如何統治世界的。世界觀不是樂高玩具， 不是在這裡加一塊， 那裡減一塊積木就可以的。它是一座堡壘， 需要盡全力保護和加固， 直到因壓力過大而牆體塌方。
美國心理學家所羅門·阿施（Solomon Asch） 證實， 團體壓力甚至可能會使我們忽略那些平時一目了然的東西。 在一個現在仍非常著名的實驗中， 阿施給測試對象看一張卡片上的三條線， 並問他們哪條線最長。當房間裡的其他人給出了一樣的答案時，
測試對象也給出了一樣的答案——即使這個答案明顯是錯誤的。政治也是一樣。政治學者已經證實，人們如何投票，更多地取決於他們的社會觀念，而不是對自己生活的看法。我們並不是特別關心政府能夠對我們個人做些什麼；我們想知道的是政府能夠對我們大家做些什麼。當我們把票投出去時， 我們並不僅僅是在為我們自己投票， 我們是在為我們所屬的那個群體投票。
但是所羅門·阿施發現了另一個問題。一個反對的聲音可能會使結果完全不同。當群體中只有一人堅持真理時， 測試對象更有可能相信自己的判斷。希望那些覺得自己是在曠野里獨自呼喊的人能因此而受到鼓舞：繼續造那些空中樓閣吧。屬於你的時刻終將到來。*本文選自魯特格爾·布雷格曼的《現實主義者的烏托邦》，本文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