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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數千年的交流融合、取長補短、互相交往，形成了中華民族。近代史開啟後，中國意識到與世界的巨大差距，又一輪波瀾壯闊的「通變」開始……
文 | 關山遠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新華每日電訊」（ID：xhmrdxwx），原文首發於2018年11月9日，標題為《中國一直在這兒！》。
初夏時分，正是牡丹花開最盛時，白袍將軍陳慶之進入了洛陽城。如果能夠還原當時的場景，驅馬進城這一刻，饒是陳慶之如此冷靜之人，仍然會百感交集：洛陽！洛陽！
此刻，距離西晉首都洛陽被匈奴攻破、北方士民「永嘉南渡」，已過去了200多年；距離漢人政權最後一次短暫控制洛陽、後來在鮮卑人鐵蹄之下失去這座著名城市，也超過了100年。陳慶之不知道，失去漢人統治這麼多年，洛陽已經變成了什麼模樣。他以為，這座名城，在遊牧民族蹂躪之下，應該早已荒蕪。
但是，他看到了與自己想像中完全不一樣的洛陽。半年後，他渡過長江回到南方，對著急打聽中原近況的人們，說了這樣一番話：「自晉宋以來，視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皆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殷物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他確實被震撼到了：鮮卑人建立的北魏帝國治下的洛陽，其保存的漢魏衣冠，禮儀典章，竟然勝過了一向自詡為華夏正朔的南方!
每逢談及中華民族屢屢浴火重生、中華文明歷經5000年磨難而綿延不絕，總會想起陳慶之進入洛陽城的震撼——這是公元529年5月，正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亂世南北朝時期，五胡亂華，政權更迭，山河破碎，這片土地曾經浸泡著無數血淚，卻又將在時間不遠處，迎來一個赫赫大唐。
這段歷史，蘊含著中華民族何以生生不息的秘密。
身著漢服的小學生在寫字，中原漢族人崇尚右，習慣上衣襟右掩，稱為右衽（資料片）。新華社發（黃媛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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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跪在面前的兒子元恂，元宏暴怒了。
元宏這一年29歲，他的穿著打扮，完全遵照已在這片土地消失了將近300年的漢朝的服飾：交領、右衽、系帶、寬袖。頭髮整整齊齊梳成髻，用巾幘包著，再戴冠冕。但他的兒子，14歲的元恂(元宏是15歲當的爹，在古代並不奇怪)，卻是另外一副打扮：編髮左衽。除了衣襟左掩外，還剃了頭髮，把剩餘的頭髮編成辮子。
看到兒子這般打扮，暴怒之下，元宏親自動手，給元恂來了一頓「竹筍炒肉」，打累了，又叫人代替自己杖責，直把元恂打得皮開肉綻，才拖出門外，關了起來。
不就是個髮型和穿衣的分歧麼?至於嗎?但，這不是父子兩代人的審美差異，而是關乎政治正確的關鍵問題。
就說「左衽」與「右衽」吧，古人上衣多為交領斜襟，上衣襟往哪裡掩，可真不一般。中原漢族人崇尚右，習慣上衣襟右掩，稱為右衽；而北方諸族崇尚左，衣襟左掩，是為左衽。簡而言之，衣領子呈「y」形，才是純正的漢服。「左衽」與「右衽」，可不能搞混。在古代，「左衽」甚至一度被視為國家被異族滅亡、華夏文明淪落的標誌。南宋詩人陸遊在《哀北》一詩中就這麼寫道：「哀哉六十年，左衽淪胡塵。」說的是中原淪落金人之手已經六十年了。
元宏之前也是左衽，他之前還用另外一個名字，叫拓跋宏，對，他就是著名的北魏孝文帝。
北魏是由鮮卑族拓跋氏建立起來的，鮮卑族是繼匈奴之後在蒙古高原崛起的遊牧民族，也是魏晉南北朝對中國影響最大的遊牧民族。西晉滅亡、東晉在南方建立後，大分裂大動盪的亂世開始，真是「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在南方，政權先後是東晉、劉宋、南齊、南梁、南陳；在北方，就更亂了，先是以匈奴、羯、鮮卑、羌及氐的少數民族，建立了「五胡十六國」：成漢、前趙、後趙、前涼、北涼、西涼、後涼、南涼、前燕、後燕、南燕、北燕、夏、前秦、西秦、後秦，接著被北魏統一，可見北魏當時不是一般的牛。北魏後來又分裂成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又分別繼承東魏、西魏版圖，最後北周把北齊幹掉，隋朝又替代北周，而後滅掉南朝，實現統一，中國歷史上這場近三百年之久的大分裂才宣告結束。
拓跋宏開創了北魏黃金時代，他把首都從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遷到洛陽，頒布了一系列漢化政策：禁止穿鮮卑服裝，一律改著漢服；禁止說鮮卑話，以漢語為唯一通行語言；凡遷到洛陽的鮮卑人，一律以洛陽為籍貫，死後葬在洛陽，不准歸葬平城；改鮮卑姓氏為漢姓，皇室率先垂範，把拓跋氏改為元氏，他的名字，也從拓跋宏改成了「元宏」。
但是太子元恂，卻站出反對父親。史載，元恂是個肥壯少年，最怕洛陽的炎熱天氣，老是想回平城去。十四五歲，正處於逆反期，跟大人頂著干，元恂不願說漢語、穿漢服，對所賜漢族衣冠盡皆撕毀，仍舊編髮左衽，頑固保持鮮卑舊俗。太子侍從官高道悅多次苦言相勸，他不但不聽，反而很煩，終於找著皇帝離開洛陽出巡的機會，他與左右合謀，秘密選取宮中御馬三千匹，陰謀出奔平城。跑路前，他親手殺死了高道悅。
元宏得知消息，飛速趕回洛陽，把元恂打一頓後，廢黜了他的太子之位；翌年再度出巡時，聽說囚禁中的元恂又與左右謀反，遂賜毒酒，逼令他自盡了。
處死兒子時，想必父親的心很悲涼，但這就是改革的代價。這也是對鮮卑貴族們的震懾：我的兒子反對改革，這就是下場，你們，閉嘴!
果然。
演員在表演展示鮮卑文化的原生態節目（資料片）。新華社發（侯玉鵬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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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宏，這個偉大的改革者，只活了33歲。即使在人均壽命普遍較低的古代，這個年齡逝去，也是令人喟嘆的。假如他能活更長時間，大一統的時代或許會早點到來，那根耀眼的歷史接力棒，不會交到李淵李世民父子手中。
只能說，元宏英年早逝，是因為太累了。他這麼年輕，卻要承擔如此巨大的政治改革、軍事征伐和諸如太子掣肘等等來自鮮卑貴族內部的壓力。
後人在對他致敬的同時，也有諸多不解：這麼一個年輕人，何來這般非凡動力，親自操盤和推進這種開天闢地式的、也因此註定阻力重重的改革頂層設計?
史載，元宏還是少年拓跋宏時，「精通儒家經義、史傳百家而才藻富贍」，他自然是熟悉並親近儒家道統的，這一點對他執掌皇權後致力推進改革非常重要，但並非決定性因素。決定性因素，只能從當時歷史現實去尋找。他決定遷都洛陽時，任城王拓跋澄跳出來反對，他做拓跋澄思想工作時，說出了自己改革的初衷：平城是用武之地，不能實行文治。
對已經統一了中國北方的北魏統治者來說，「用武」已經完全無法有效治理國家了，必須「文治」。
南北朝所在的公元3到5世紀，正值歷史上的小冰河期，北方遊牧民族紛紛南下，與漢人發生史上罕見的劇烈衝突。拓跋宏登基時，在「五胡亂華」的屍山血海中崛起的北魏，建國已逾百年，但民族矛盾尤其是鮮卑與漢族的矛盾，仍然異常尖銳。鮮卑貴族殘酷對待漢人，史載，北魏軍隊打仗時，「每以騎戰，驅夏人為肉籬。以騎蹙步，夏人未戰先死。」漢人充當了消耗敵人的肉盾，向前走，被殺死，往後退，被鮮卑騎兵踩死，命如草芥，異常悲慘。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鮮卑壓迫愈狠，漢人反抗愈烈。拓跋宏當了皇帝後，帝國內漢人紛紛起義，狼煙四起。他深知：鮮卑與漢人之間的矛盾不調和，國家哪有明天?
他決意改革，也有自己錐心之痛：當漢人早已進入封建社會時，鮮卑族還處於奴隸制。他被立為太子後，根據鮮卑「子貴母死」制度，生母即被賜死……母親死時，他年僅3歲，是個嚴重缺乏母愛的孩子。
偉大的改革家，無不對舊制度有切膚之痛。
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在論及魏晉南北朝長達三、四百年的民族融合時說過：「在這個時期，很多民族共同向封建化進步。五胡十六國變化，是北方少數民族接受封建文化，特別是漢文化的一個過程。」
拓跋宏改革的決心如此之大，鮮卑與漢族融合得非常徹底。遷都洛陽後，他抓住了兩個關鍵：一是語言，二是通婚。
禁胡語、學漢語，並不容易，元宏倒也靈活：30歲以上，實在改不過來，就不強求。但30歲以下，尤其是少年，必須學，「漢語從娃娃抓起」。另，想入朝做官的，必須要會漢語。如此，不出幾十年，鮮卑就人人能說漢語了，完全融入漢文化和中華文明。
通婚方面，元宏更是做出榜樣：納漢族大士族的女兒入後宮。《資治通鑑》記載：魏孝文帝「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他還給弟弟們做媒，讓他們也娶漢族大士族的女兒。
一時間，胡漢聯姻，蔚然成風。鮮卑與漢人，也就漸漸融為了一體，成了不可分割的同胞。
元宏的努力沒有白費，他的改革，推動了北魏全方面發展，緩解了民族隔閡，尤其是贏得了漢族士大夫群體的信任，史稱「孝文帝中興」。在他病逝後30年，南朝陳慶之進入洛陽城，就目睹了中興之盛況。
值得一提的是，元宏還有個改革的「導師」，就是他的祖母馮太后，他的生母被處死後，馮太后一手帶大了他。馮太后也是個奇女子，在孫子年幼時，她臨朝專政，足智多謀，能行大事，生殺賞罰，決之俄頃，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才能。
她推動了很多改革，比如，鮮卑原來一直近親結婚，她下令禁絕「一族之婚，同姓之娶」；又比如，她主持頒行了重要的均田制和三長制，給北魏社會帶來重大的變化。
祖母孫子間感情深厚，馮太后病逝時，元宏大哭三日，他在詔書中說：「朕的祖宗只專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導朕學習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
從此，他要孤身奮戰了。這一年，他24歲。在此後9年時間，他劃亮了歷史的天空。
洛陽龍門石窟位於洛陽南郊，開鑿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時期，有1500多年歷史。新華社記者 朱祥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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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說《天龍八部》的結尾，讓人有點傷感：慕容復瘋了，侍女阿碧給一群孩子發糖吃，哄他們跪拜慕容復這個「大燕皇帝」。
慕容氏也是鮮卑大族，在南北朝時期曾先後建立過前燕、西燕、後燕、南燕、北燕。《天龍八部》的背景是北宋，此時距離慕容氏最後一個政權北燕覆亡，已經有500多年了。慕容博、慕容復父子還如此痴迷「復國」，也是夠執著的。當然，這是小說家言。事實上，別說到了北宋，早在唐朝，鮮卑作為一個單獨的民族，就已經不存在了。
鮮卑族到哪裡去了?
著名的民族史學家王桐齡在《中國民族史》一書中考證：隋唐時期的漢民族，主要是以漢族為父系、鮮卑為母系的新漢族。
比如，唐高祖李淵的母親出自拓跋鮮卑的獨孤氏，唐太宗長孫皇后是胡漢混血，有一半漢族血統和一半鮮卑血統。皇后的哥哥長孫無忌，是唐初很有名的宰相。
「長孫」這個姓，是由鮮卑姓「拔拔」改過來的。當年，元宏下令改鮮卑複姓為單音漢姓，除了「拓跋」改為「元」之外，改拔拔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氏、乙奚氏為叔孫氏、丘穆陵氏為穆氏、步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劉氏、賀樓氏為樓氏、勿忸于氏為于氏、尉遲氏為尉氏，「其餘所改，不可勝紀」。改姓以後，鮮卑族姓氏不再重複奇僻，與漢姓完全相同。
時到今日，中國農村還有貼門神的習慣，兩尊威風凜凜的門神，一位是尉遲敬德，一位是秦瓊。尉遲敬德是鮮卑人，純樸忠厚，勇武善戰，一生戎馬倥傯，征戰南北，馳騁疆場，屢立戰功。玄武門之變時助李世民奪取帝位，官至右武侯大將軍，封鄂國公。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有一個絕頂高手叫「獨孤求敗」，獨孤也是鮮卑姓氏。在南北朝最後時期，有一個叫獨孤信的牛人，這是一個鮮卑族的美男子，相貌俊美，又喜歡打扮，服飾的色彩和眾人不同，軍中稱他為「獨孤郎」。他先後做過西魏和北周的將領，驍勇善戰，但讓他在歷史上留下赫赫大名的，是他的女兒們：
他的大女兒嫁給了北周的明帝宇文毓，四女兒是唐朝的元貞皇后，也就是高祖李淵的母親，七女兒獨孤伽羅嫁給了隋文帝楊堅。
一傢伙培養了三個皇后，遺傳的力量真強大!因此，獨孤信被稱為「最牛丈人」。
隋唐時期，除了皇室外，胡漢血統混合更大量地在於民間。隋唐時期的漢人或號為「唐人」的漢人，已不是魏晉以前漢人血統的簡單延續，而是胡漢血統混合的民族共同體。
葛劍雄指出：經過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期間的遷徙、爭鬥和融合，到隋朝重新統一時，定居於隋朝範圍內的各族，基本都已自認和被認為華夏(漢)一族，儘管其中一部分人的「胡人」淵源或特徵還很明顯，他們自己也不隱諱。
「血統的界限早已破除，相貌的差異也不再成為障礙。」葛劍雄認為，幸運的是，華夏對蠻夷的鑑別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早期的華夏諸族與以後的漢族，並不是純粹的血緣結合，更多是出於文化認同。也就是說，隨著歷史發展，華夏或漢族的概念早已不是純粹的血統標準，而成了對地域或文化的承認，即凡是定居在中國範圍或者被擴大到中國範圍內的人，無論以什麼方式接受了中國文化的人，都屬於中國。
唐朝有位叫陳黯的學者，他著有《華心》一文，將「華夷」之分寫得非常清晰：「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亦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乎察其趣向。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
有人說，唐朝是中國古代歷史的鼎盛時期，怎麼唐朝皇帝有胡人血統?多糟心啊。其實，有何可糟心的?唐朝皇室認同自己是漢人，崇尚漢文化，唐朝的核心文明體系完全是華夏文明體系。經歷大分裂之後的中國，再次進入大一統時，已經面貌一新：由一個生機勃勃的民族共同體構成的大唐社會，豪邁雄健，海納百川，將中華文明推上了一個新高度。
這一切，元宏功不可沒。所以，李世民要舉杯，遙向元宏致敬。
電視連續劇《貞觀長歌》中的唐太宗李世民。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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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歷史，有些篇章暗黑殘酷，慘不忍睹。但有些篇章，卻像陽光頑強透過重重鉛雲，瞬間由暗轉明，就像翻過幾乎洇滿鮮血的南北朝這一頁，陡然撲面而來陽剛豪邁的唐朝樂章。
這種感覺很好，宛如上一場是讓你兩股戰戰的恐怖片，下一場是讓你荷爾蒙飛揚的青春片；上半夜你在暴雪中艱難跋涉，下半夜敲開了有著熊熊火爐、能讓你喝完一杯熱茶放鬆休息的旅店。
後人時常慶幸：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當事人做了理性選擇，比如元朝初年，蒙古貴族向大汗窩闊台進言，主張殺盡漢人，將農耕地變為牧地。中原可能遭受滅頂之災，此刻，熟諳儒家經典的宰相耶律楚材堅決反對，並向窩闊台許諾如果按照漢法徵稅，就能夠每年收入「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高額的數字吸引了窩闊台的心，他決定放手讓耶律楚材主持改革，華夏文明逃過一劫。
歷史上，人類常常犯下同樣的愚蠢錯誤，但是，人之所以為人，必然有其區別於動物的思考、判斷和智慧。
元宏，面對尖銳的胡漢矛盾，完全可以做一個效仿前輩習慣性作為的拓跋宏，通過殘酷殺戮來削減漢族人口，通過殘酷殺戮來讓漢人恐懼，讓浸泡了無數人鮮血的大地繼續浸泡鮮血。但他做了另外一個選擇，完全不同的選擇，一個看似複雜困難然而充滿智慧的選擇。
為前人在關鍵時刻做出理性選擇而倍感慶幸的同時，我們也不禁思考：
這是歷史的僥倖，還是歷史的必然?
具體到中國的歷史，當年四大文明古國，為何唯獨只有中國經歷了五千年的艱難險阻，還能夠延續至今?今天的我們，因此還能讀著數千年前的方塊字，通過成書於春秋時代的《論語》來領悟孔子的智慧，聽到不知與我們相隔了多少代的古人吟唱的「窈窕淑女」，我們依然會怦然心動?
冥冥之中，真有所謂「運數」嗎?
這個話題，可以寫出皇皇巨著。如果簡要回答，那就是：中華民族的生命力。
金庸在香港接受新華社記者的專訪（資料片）。新華社記者 陶明 攝
不久前病逝的金庸先生曾在一次關於中華民族生命力的演講中說過：
其一，中國一開始就是農業社會，生產力比較高、技術比較先進，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可以發展文化；
其二，西周開始，中國已有了一個嚴密的宗法社會制度，例如嫡長子繼位的世襲制度，促進了內部穩定；
其三，金庸先生特地提到：「我們對外族是很開放的。」
民族史學家王桐齡則認為，自春秋時代即形成的儒家文化，即由儒學所倡導的一套完整和系統的倫理道德觀點、行為規範，以及相應的宇宙觀、世界觀、人生觀等，這一套與當時先進的農耕經濟相聯繫的文化體系，可能是漢族在惡劣條件下保持文化傳統以及外族在武力上占優勢時仍能接受漢族文化傳統的重要因素。
他同時還認為：漢族「內部經過許多變亂，外部受過許多騷擾」，但最終仍然造成了「龐大無倫之中國」，是漢族之「善於蛻化」。
一言以蔽之：既守住根本，又開放包容，創新求變。
集中國古人智慧的《周易》，就有「通變致久」的辯證法則：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有拓跋宏向元宏的蛻變，也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長達數千年的交流融合、取長補短、互相交往，形成了中華民族。近代史開啟後，中國意識到與世界的巨大差距，又一輪波瀾壯闊的「通變」開始，經歷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抗日戰爭、韓戰，中華民族沒有亡國滅種，而是再一次愈挫愈強，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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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之進洛陽的故事，見於《洛陽伽藍記》一書。這本書頗為有趣。陳慶之返回南朝後感慨的那番話，是在他與北朝士人「南北正朔」相爭後。當時他趁著醉意說，你們北朝是胡人，「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朝玉璽，今在梁朝。」北朝大臣楊元慎毫不客氣地反駁：你們偏居一隅，也敢代表中國?《洛陽伽藍記》寫道：陳慶之見楊元慎清詞雅句，縱橫奔發，一時「杜口流汗，含聲不言」。受到強烈刺激的白袍將軍，數日後甚至病了，「心上急痛」，在洛陽找醫生。
南朝、北朝，到底誰能代表中國正統?李世民做了回答：中國古代，各個朝代都很重視官方修前朝歷史，李世民確定《北史》《南史》並修，承認了北朝、南朝都具有正統性，都屬於中國。
是的，中國，一直在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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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中華民族曾遭遇7次大危機，為何總能力挽狂瀾？
中華民族如此長期地、不斷地發展壯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規律？
文 | 金庸
本文轉載自觀察者APP，原文刊載於1994年《明報月刊》，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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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簡單地講一個問題，就是中華民族如此長期地、不斷地發展壯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規律？
這幾年我常在英國牛津大學，對英國文學、英國歷史和中國歷史很有興趣。大家都知道，英國對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一位歷史學家名叫湯因比，他寫了一部很長很長的《歷史研究》。
他在這部書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說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歷史進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現在仍真正興旺發達的文明只有兩個，一個是西方的歐美文明，一個是東方的中國文明。而中國文明歷史悠久且連續不斷，則又是世界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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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古代有的文明歷史比中國早，有的文明範圍比中國大，如巴比倫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臘羅馬的文明，但這些文明卻因遇到外力的打擊，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漸衰退、消亡了。
湯因比說：一種文明總會遇到外來的挑戰，如果該文明能很好地應付這個挑戰，就能繼續發展；如果不能很好地應付挑戰，就會衰退，甚至消亡。
這裡也有多種情況：一種是遇到強大外族的打擊，整個民族被殺光殺盡，消滅了；一種是民族內部長期僵化，沒有改革，沒有進化，像活的木乃伊，結果衰落了；有的則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還有一種就是分裂，國家的內戰不休。
我們的國歌中有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是在抗戰前後寫的，它表示了一種憂患意識。那時候我國遭受外族敵人的侵略，處境確實非常危險。
就我看來，我國歷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險時期有七個：
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戰國時期東西南北受到外族進攻；
第二是秦漢時期匈奴的進攻，時間長達四百年之久；
第三是魏晉時鮮卑等五胡的進犯，時間也有四百年；
第四是隋唐時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時間約三百年；
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時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時間大概也是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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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中國歷史，大概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規律：我們的民族先是統一強盛，後來慢慢腐化，組織力量衰退。此時如果出現一些改革，那麼就會中興。如果改革失敗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麼外族敵人就會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時候，我們民族有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們民族的轉機。以上所講的我們民族七次大的危機，又都是七次大的轉機。
歷史上常常是外族人來了之後，我們華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們華夏民族就壯大起來，統一起來。之後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又來了，我們民族再融合，又壯大，如此循環往復。
其他國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麼打贏，要是打不贏，這個國家或民族就會垮台。我們中華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時，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況也很多，但卻很難被征服。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有一股韌力，一股很頑強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們又很開放，在文化上同它們融合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大家變成一個民族，我們的民族從此又壯大起來。
其中第一個原因是我國一開始就是農業社會，生產力比較高、技術比較先進，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可以發展文化；第二個原因是從西周開始，我們已有了一個嚴密的宗法社會制度，後世講到中國封建社會，總認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縛人的思想，很束縛人的行為，那當然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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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種宗法制度也有它的歷史作用，我們民族由於有了嚴密的繼承制度，從而避免了內部的爭鬥和戰爭。一些遊牧民族本來很強盛，但往往在關鍵的時候鬧分裂。父親死後，他的兩個兒子或者三個兒子搶父親位子，羅馬也有這種情況。一搶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內亂。本來很強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
我們民族從西周開始，雖然自己內部鬥爭也不斷有，但基本上還是遵循世襲制度，即父親死了，嫡長子繼位，這是當時中華民族發展的一個重要制度。一個社會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會就會很穩定，內部鬥爭就會大大減少，這也是民族強盛的重要環節。
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我們對外族是很開放的。從歷史上看，中國很長很長的時候是外族統治的，如北魏。其實隋唐也有很大的少數民族的成分，主要是鮮卑人。
有一個情況不知各位想到沒有，我的小說中寫過一個人叫「獨孤求敗」，獨孤求敗很驕傲，他一生與人比劍比武從沒有輸過，所以他改個名叫求敗，希望失敗一次，但卻總沒有敗過。這個「獨孤」就是鮮卑人。
唐朝開國皇帝李淵的母親是鮮卑人，就姓獨孤。「鮮卑」這兩個字，有些學者說「西伯利亞」就是「鮮卑利亞」，鮮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亞那一帶。但這不是很一致的意見。
北周的時候，有個大將軍叫獨孤信，他有很多女兒，其中大女兒嫁給了北周的皇帝，第四個女兒嫁給了唐高祖的父親，第七個女兒嫁給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煬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則應叫隋煬帝為表叔。他們都有鮮卑的血統。唐太宗李世民的媽媽姓竇。唐太宗的皇后姓長孫，長孫和竇都是鮮卑人的姓。皇后的哥哥長孫無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鮮卑人。
據《唐史》記載，唐朝宰相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鮮卑人。那時候說「胡人」就像我們現在說「洋人」一樣，沒有歧視的意思。
在唐朝，有二十三個外國人當「國務院總理」，可見唐朝對外國人一點也不歧視。
再說漢朝，漢武帝與匈奴交戰，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個匈奴王子叫金日蟬，在漢朝做官，很受漢武帝重用。漢武帝死後，他的身後大事交給了兩個人，一個是霍光，一個就是金日蟬。由此可見，我們民族壯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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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不太擅長打仗，與外國人打仗時，輸的多，贏的少。但是我們有耐力，這次打不贏沒關係，我們長期跟你干，打到後來，外國人會分裂的。
匈奴人很厲害，我們打他不過。漢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圍困，沒法脫身。他的手下便獻了一條妙計，去向匈奴皇后說，漢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漢朝皇帝抓來，把漢人打垮了，俘虜了大批漢人中的漂亮女人，你這個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這個詭計，影響匈奴首領，便退兵了。
匈奴後來分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漢朝，北匈奴則向西走，一部分到了法國，一部分到了西班牙，一部分到了英國，以至滅亡了整個西羅馬帝國。
西方歷史中的匈人是否匈奴人？史家意見不一致，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國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卻把整個歐洲打垮了。隋唐時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們分為東突厥和西突厥。東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華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則向西行，來到了土耳其。後來土耳其把東羅馬帝國打垮了，把整個君士坦丁堡占了下來，直到現在。
所以我們不要一提起歷史就認為我們民族不行，其實我們民族真正不行，只是十六世紀以後的三四百年的事情。
最近我在牛津大學的一次聚餐會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東亞經濟的學者，他和我談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前途時說，中國的經濟自古以來就很發達，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十六世紀以後才慢慢被英國趕上去。而國民總收入卻是到了1820年才給英國超過。中國國力居世界領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
那位學者對中國經濟前途非常樂觀，他說大概到2020年時，中國的國民經濟收入又會是全世界第一，並能長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後的四五十年內沒有任何國家能夠趕得上。我聽了之後很興奮，問他是否有數據？他列舉了很多統計數字。他是專家，不會隨口亂說。我覺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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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我們中國古代在科學技術方面一直是很先進的，到宋朝尤其先進，大大超過了歐洲。那時我們的科技發明，歐洲是遠遠趕不上的。如造紙、印刷、火藥、羅盤等在宋朝已經非常興旺發達了。
現在大家用的鈔票也是中國發明的，在宋朝時代就已經開始使用了。那時我們的金融制度相當先進，貨幣的運用相當成熟。
那麼歐洲人什麼時候才開始轉機呢？應該說是到了中國的明朝，從那時起，中國開始落後了。
我認為其中原因，一個是政治上的專制，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很嚴，一點也不自由開放，動不動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嚇得人們不敢亂說亂動，全部權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裡。
另一個原因就是明朝對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異想天開，實行所謂海禁，把航海的船隻全部燒掉，以為如此一來就能斷絕與倭寇的來往，餓死倭寇。這是對日本完全不了解。這種愚蠢的禁令，當然是永樂皇帝時鄭和下西洋之後的事情了。
明朝一實行鎖國政策，整個國力便開始衰退。與此同時，西方科學卻開始發展，工業革命也開始了。
有一個有趣的時間值得注意，那就是十六世紀初的一五一七年，德國的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權威，反對神權控制，就在這個時候，我國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個很無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幹了許多荒淫無恥的勾當。
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國是很富庶的，到了宋朝、元朝也還可以，那時候科學發達、交通方便、對外開放。而歐洲正是封閉的時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學術思想不自由。你如說地球圍繞太陽轉，他便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閉的。
到了十六世紀，歐洲自由開放了，科學發明開始了，可是中國反而長期封鎖起來了。這是最大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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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講了這麼多，無非是要大家明確兩個觀念，那就是改革和開放。我們中華民族之所以這樣壯大，靠的就是改革和開放。
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內部要積極進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難，改革成功了，我們的民族就會中興。同時我們還要對外開放，這點更為重要，因為我們中國人有自信心，我們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強大，外來的武力或外來的文化我們都不害怕。
上面我講到的那位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他初期寫《歷史研究》這部大著作的時候，並沒有非常重視中國。到他快去世的時候，他得出一個結論：世界的希望寄託於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結合。
他認為西方文明的優點在於不斷地發明、創造、追求、向外擴張，是「動」的文化。中國文明的優點在於和平，就好像長城，處於守勢，平穩、調和，是「靜」的文化。
現在許多西方學者都認為，地球就這樣大了，無止境地追求、擴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後只能接受中國的哲學，要平衡、要和諧，民族與民族之間要相互協作，避免戰爭。
由於科學的發展，核武器的出現，今後的世界大戰將不可思議。一些瘋狂的人也許執意要打核戰爭，殊不知道這種戰爭的結局將是人類的同歸於盡。這可能性不能說沒有，我所接觸到的西方學者目前對打核戰爭都不太擔心，他們最擔心的是三個問題：第一是自然資源不斷地被浪費；第二是環境污染；第三是人口爆炸。這三個問題將關係到人類的前途。
所以，現在許多西方人把希望寄託於中國，他們希望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哲學。他們認為中國的平衡、和諧、團結的哲學思想、心理狀態可能是解決整個人類問題的關鍵。
十九世紀世界的經濟中心在倫敦，二十世紀初轉到了紐約，到了戰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則轉到了東京，而二十一世紀肯定要轉到中國。至於這個中心是中國的北京還是上海，其實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問題，只要是在中國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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