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傑
清代中國，在外交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獨特的中國風格和特色，總結起來一是好面子，輕里子；二是喜歡耍態度，喜歡慷慨激昂地講大道理，但不善於有一說一地就事說事。這兩點前兩篇文章已有敘述。第三點，不重契約精神，不願意堅守條約，喜歡勾兌，迷信個人關係。
確實如郭嵩燾所說，晚清外交的基本方式就是欺詐和耍蠻。中國文化中契約精神並不是特彆強，晚清中國人對待條約，內心並不作數，總想著先簽了，再鑽空子。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南京條約》喪權辱國，然而道光皇帝認為這個條約並不可怕，他的算盤是以此條約「暫事羈縻」，以後時勢如果變化，可以隨時不作數。不光是皇帝這樣想，大臣們也大多是這樣計劃。比如葉名琛就說「當日准其五口傳教，原不過一時權宜之計」。
洋人是壞人，所以，糊弄洋人，就是愛國，在道義上似乎沒什麼不對的。
但是洋人似乎不太好糊弄，他們雖然被中國人界定為夷人，也就是半人半獸，但智商似乎並不差，而且性格很執拗。後來中國負責辦理外交的官員曾經抱怨地說：「洋人性多堅執。」老外的性格是非常較真兒，愛認死理。《南京條約》規定洋人以後可以進廣州城住，但是廣州官民一直堅持反對，拒不執行《南京條約》相關規定。這一節，加上其他因素，又導致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簽訂《天津條約》的過程，更是充分體現出清政府的「糊弄」外交風格。咸豐皇帝在簽約過程當中公然對大臣們稱，「自古要盟不信，（以前答應的條件）本屬權宜。」也就是說，和鬼子們簽約，只是退兵之法而已，別當回事。大臣們更是如此。在《天津條約》的談判過程當中，為了迅速完成任務，負責談判的大臣桂良竟然這樣對皇帝說：
此時英、佛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為真實憑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倘欲背盟棄好，只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
《天津條約簽約圖》，左起花沙納、伊近利、桂良。
在天朝大臣的眼中，條約不過只是數張「廢紙」，並不會對天朝構成束縛。但是洋人卻感覺非常憤怒。後來英國外交官威妥瑪指責中方外交人員總是進行欺詐外交：「今日騙我，明日敷衍我，以後我斷不能受騙了。中國辦事那一件是照條約的。如今若沒有一個改變的實據，和局就要裂了」。還指責中國「中國所辦之事越辦越不是。就像一個小孩子活到十五六歲倒變成一歲了」。
也許很多讀者認為我大清君臣的做法合情合理。確實，在敵人的暴力威脅下簽定的條約，肯定是「不平等條約」，我們沒有去侵略你們，是你們跑來侵略我們。從道義上，我們理直氣壯。但問題是，以這樣的態度去對待條約，對待手裡握著強大武器的敵人，後果有點嚴重。咸豐皇帝撕毀天津條約的結果，是英法火燒圓明園，事後中國賠償英國軍費400萬兩、法國200萬兩，俄國人以「調停」有功為名，逼使中國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中國為此丟失了144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整整70年近代中國史，喪權辱國之條約莫此為甚。
應該說，鴉片戰爭以來，外國人憑藉武力，一再侵略欺凌我國。因此中國人在外交中心懷義憤，是自然的。但問題是，既然要自林於世界民族之林，就不應該以巨嬰態度思考，因為巨嬰式的一再埋怨、激憤和自我欺騙於事無補。而應該以成年人的心智來應對窮凶極惡的侵略者，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才是真的愛國。可惜，近代外交官很少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一部分人過於顢頇，這些話對他們來講是夏蟲語冰，他們根本聽不懂。而另一部分人則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在外交上「寧左勿右」，為了自己的官位，寧可損害國家利益。
本文最早發表於微信公號「搜歷史」，內容有刪節。
作者簡介：
張宏傑，1972年生於遼寧，蒙古族。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清華大學博士後，現任職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中國人的性格歷程》《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等。曾在《百家講壇》主講《成敗論乾隆》，大型紀錄片《楚國八百年》總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