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讀,一個文人狠狠把門踹上一個太監打開了地獄之門

7月
05
2020


分類:歷史
作者:曾凡真


歷來有些現實
明成祖朱棣因為靖難奪權,即位不久就恢復了對錦衣衛的重用,特地「增北鎮撫司,專治詔獄」並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遷都北京後設東緝事廠,簡稱「東廠」,在必要時還可以監督錦衣衛。
這位曾掃蕩北疆的皇帝可能不會想到自己的這種制度設計竟會影響到之後大明帝國的內政、邊防以及帝國面臨的巨大危機。
王振弄權
朱棣去世後,其子朱高熾、孫朱瞻基先後御極,是為仁宗、宣宗,帶來了整體較為和平的十年,當時「吏稱其治,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史稱「仁宣之治」。
惜好景不長,宣宗37歲時因突染重疾,留下兩個才七八歲的皇子,自己撒手人寰,長子朱祁鎮成了少年天子,改元正統。此時朝中人才濟濟,內閣輔臣是三位元老楊士奇、楊榮、楊溥,其才能、氣度、品性均為一時之選,他們在仁宣之治後最初的七年聯袂輔政,使得大明朝依然保持著欣欣向榮的發展態勢,等到太皇太后張氏駕崩,三楊也相繼因老病離世,政局才發生改變。
首先是國內,英宗初年的宦官們身上仍有兩道枷鎖,一是祖制,雖然朱棣設立東廠,可一旦宦官因做錯事,動輒便處以極刑,直到宣宗時袁琦、裴可烈等太監因犯法就立刻伏誅,但少年即位的朱祁鎮比之祖父相對缺乏對於宦官的敏感,在他還是太子時身邊就有個宦官名叫王振,非常討他歡心,等朱祁鎮繼位,王振就被越次擢拔掌管司禮監。
第二道枷鎖是三楊,這幾位內閣輔臣老於政事,雖然互相之間保持著動態平衡,但作為文官都清楚在面對宦官問題上應當一致對外,所以其主政期間宦官無法插手,王振也只好低眉順眼不敢造次,等元老舊臣相繼離開,新任內閣輔臣尚乏權威,皇帝又對他寵幸且不拿祖制當回事的時候,王振的機會也隨之到來。
據《明史》記載,王振 「建智化寺,窮極土木。興麓川之師,西南騷動」,可問題在於一介司禮監掌印哪怕地位驟升,又哪來的權力大興土木發動戰爭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建立一個「打草鞋」模型,所謂「草鞋無樣,越打越像」,沒了太皇太后和元老限制的年輕皇帝很想有一番作為,而作為天子近侍的王振,其權力、地位均源於皇帝的寵信而非天下太平,所以他自然無條件的支持皇帝,較之外廷出於現實考量的勸諫、阻止、掣肘,王振的支持就顯得像是一股清流滋潤皇帝的心靈,皇帝也就自然會藉助其力來抗衡內閣和六部,所以朱祁鎮與王振之間的信任、合作就在互相刺激中如同一個草鞋一樣邊打邊像。
外廷有相當多數量的大臣明確反對王振弄權,但罵了王振的同時無疑是在打皇帝陛下的臉,於是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御史李鐸因不滿王振被貶謫到基層,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瑺等因與王振有矛盾被拘捕、加罪,其他內侍匿名上書舉報王振結果事發後被當眾處死。
最慘的當屬侍講劉球,他因上本「言陳得失,語刺振」被逮捕後肢解,到最後王振漸漸依靠著皇帝的信任爬上高位,手攬軍政大權,被「公侯勛戚呼曰翁父」,一些缺乏氣節的文官也卑躬屈膝,如工部侍郎王佑奉承王振諂媚有術,被升為侍郎,當他被王振問及為何沒鬍子時,竟然對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
再看境外,正統初年蒙古瓦剌部勢力逐漸強盛,其首領脫歡擁立元皇室後裔脫脫不花為大汗,自任太師,窺伺明朝邊境,正統四年(1439年)脫歡死,其子也先繼任太師位,他西侵哈密,控制西域要道,東破兀良哈席捲女真諸部,直逼朝鮮,一時聲勢大振,有此基礎他開始南下試探明朝反應,於是多次侵擾大同、宣府、薊州、遼東等邊鎮,在沒被有力反擊後,越發肆無忌憚。
正統十四年(1449年)也先進貢馬匹被王振壓價沒給足價錢,這讓也先照到了大規模南侵的由頭,七月,他兵分四路,自己所部更是直逼大同。

血染土木
邊關告急,王振卻認為這是揚名立萬的好機會,加上皇帝年輕要強,又嚮往曾祖父朱棣叱吒戰場的體驗,遂與之一拍即合,想出兵征戰。
吏部尚書王直、兵部侍郎于謙等百官極言「六師不宜輕出」,被皇帝無視,十五日朱祁鎮一意孤行,命弟弟郕王朱祁鈺留京,自己御駕親征。
可惜打仗從來不是光靠人多就能贏的。五十萬大軍看起來嚇人,實則多數沒經過訓練,自由散漫,兵部尚書鄺埜等紛紛上奏請求班師,被王振罰跪於草叢中直至日暮,等到明軍拖拖拉拉抵達大同,也先早已戰術性撤退。
時遇連日風雨,軍中人心惶惶,王振又收到了大同總督宋瑛、總兵朱冕大敗戰死的消息,這才膽戰心驚的想要跑路,他決定取道紫荊關經過家鄉蔚州,讓老鄉們瞅瞅自己如今的權勢,可行至四十里處又突然良心發現,擔心起老家的莊稼會被大軍踩壞,竟再次折返原路,也先瞅准了機會抄傢伙直撲上來,兩路斷後的部隊一觸即潰,全軍覆沒。
八月十四日大軍退至宣府土木堡(在今河北懷來東)距離懷來城僅僅二十里,大臣們力勸皇帝派重兵斷後,自己先進入城內以備不虞,王振怒斥鄺埜「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結果大軍駐紮在土木堡一邊等待輜重車輛,一邊讓也先施施然地拉好包圍圈切斷水源。
八月十五中秋節,舉家團圓明月夜,本來假意講和讓出一條道來的也先,趁明軍搶奪水源之際,率瓦剌騎兵四面殺來,明軍大亂,自相踐踏死傷數十萬,王振和隨行文武官員五十餘人在亂軍中被殺,皇帝朱祁鎮被俘,史稱「土木之變」。
之後,蒙古人的兵鋒迅速向北京席捲而來,把滅國的陰影籠罩在帝國萬里江山和億萬百姓的心頭之上。而在此時,身在京師的兵部侍郎尚不知天將降大任於他身上。
于謙其人
土木堡之變,明軍三大營損失慘重,大批文武官員被殺,皇帝朱祁鎮被俘,當前線消息傳回「京師大震,眾莫知所為。」反倒是些宵小之徒蹦躂的起勁,比如翰林侍講徐珵說夜觀天象星辰有變,理當南遷。
這時,一人挺身而出說道:
「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
這個力排眾議得罪宵小的身影來自於謙。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他生於杭州錢塘縣,按我國的古代思想傳統,舉凡驚世絕倫之人少時必有異象,比如于謙七歲時,曾被一可能有看面相技能的僧侶稱讚:「他日救時宰相也。」
事實也證明他確實聰穎,永樂十九年(1421年)年僅二十三歲的于謙進士及第,他被派往江西巡按,「雪冤囚數百」,宣宗知其可用,批文吏部提拔他以兵部右侍郎頭銜巡撫河南、山西,于謙上任後沒有什麼大排筵席鋪張浪費,只是微服私訪「遍歷所部,延訪父老。」然後把民間疾苦和需要調整的事務一一上奏,築堤防、治水旱、捕盜匪、墾荒田,這些朝中清貴文官不肯摻和的泥腿子活兒,于謙都給予關注,並積極推動、參與,直到明英宗三位輔政的楊學士離開朝廷。
在那之後,王振攬權,一小部分沒節操的官員阿諛奉承想替「翁父」解決政敵,好巧不巧的是有位和于謙姓名相似的官員不受王振待見,牽連于謙被誣告下獄,結果「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于謙者以千數!」可見為官者心繫百姓,自會得百姓牽掛,而于謙就是這樣一股清流,若是沒有土木之變,他或許會一生輾轉各地為官,然後在清正廉潔的名聲中安穩離世。
挺身而出
而歷史的弔詭之處恰恰在於沒有如果,當大軍陷落,京師慌亂之際,他這個從未領過兵的兵部侍郎,反倒因為力主抵抗而被郕王朱祁鈺賞識,成了朝中頂樑柱。
但此時有三個問題有待解決:
一是軍力,京師「所余疲卒不及十萬」,于謙請命調集各地部隊以安人心,被朱祁鈺批准,並升他為兵部尚書。
二是宦官,王振的餘黨馬順仍在朝中作威作福,結果一眾被壓製得忍不了的文官衝上前去上演全武行,馬順被當場活活打死,朱祁鈺嚇得要跑,于謙趕緊上前,請這位名義上的最高決策者下令「順等罪當死,勿論!」使朝堂情緒穩定下來,等走出宮門後,吏部尚書王直一把抓住于謙的手感慨:
「國家正賴公耳!」
上述兩個問題靠心理素質和政治判斷力都能解決,但最棘手的第三個卻非一個人能搞定的——瓦剌。
九月,朱祁鈺奉太后之命即位改元景泰,于謙著手準備京師防務,他奏請安排將領分守九門,派工部修繕兵器、甲冑和防禦工事,又把附近居民遷入城內以堅壁清野。
人們常以為文官不能打仗,這其實是個誤解,因為古代戰爭不僅需要武將,也離不開文官,前者負責組織軍隊臨陣指揮,後者負責中樞部署後勤行政,所謂行政本質上就是解決問題——解決人事安排、解決職能劃分、解決資源分配、解決運作漏洞,之所以歷史上常見文官打仗不行,要麼是其本身不具備上述能力導致錯漏百出,要麼是在缺乏臨陣指揮能力的基礎上強行插手武將工作,結果場面異常慘烈。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于謙則是個極為優秀的文官,他知道自己的斤兩,所以把需要專業能力的事情委派給最專業的人才,自己就負責合理調度,這種危急關頭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是他能擔當戰略核心的必要條件。
一個月後,也先帶著俘虜皇帝朱祁鎮攻破紫荊關,直逼京師,此時的明軍早已枕戈待旦,于謙作為一介文官,劃分完所有戰場任務後,把兵部事務交付給侍郎,自己踏上戰場。
他不急不緩地下令:
「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
而這最後一道防線,就是他于謙自己。哀兵必勝在於不得不勝,沒有退路沒有選擇只有死戰,等也先帶著朱祁鎮過來想用計突襲,卻撞上了這樣一群不死不休的明軍,結果其部隊被誘入彀,神機營火器聲威大作,也先的弟弟當場斃命,明軍兩面夾擊也先只得撤退,這時一部分軍官為了爭功奮勇前沖,結果隊形混亂自相踐踏,瓦剌人見狀想要殺回,不料城頭上的居民百姓協助官兵一起往下扔滾木礌石甚至磚石瓦塊,瓦剌人硬生生地被瓦片剌得頭破血流,最終退兵。
這是場酣暢淋漓的大勝,保全了京城和國祚,更保護了無數黎民百姓免遭屠戮。

留得清白在人間
北京防禦戰後,朝廷論功行賞,景泰帝想封于謙為少保,但這位頭號功臣卻說如今戰事未平,周遭遍地堡壘,這是所有志在治國平天下的「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
在隨後主持政務軍務的幾年中,他身為高官卻「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皇帝賜他一棟西華門附近的宅子,他堅持拒絕,所有拿到的封賞詔書、官衣、銀兩也都封存起來不用。可一人清正難敵群虻污濁,景泰八年朱祁鈺重病,被迎回京城的太上皇朱祁鎮在宦官曹吉祥、武將石亨、文官徐有貞也就是當初喊南遷後來改了名的徐珵等人的協助下,發動奪門之變,重登皇位,他們把于謙下獄誣告其干預東宮立儲,意圖謀反等罪。
要不要殺他?
朱祁鎮很猶豫,因為他也知道「謙實有功也。」
但徐有貞依然記得當初被打臉的事兒,上前道:「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
結果于謙被殺棄市。當官吏前去抄家發現這位國之少保「家無餘資」,只有夫人守著一個鎖著的箱子,打開一看均是那些封存起來的賞賜器物一文沒動。
史載:「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冤之!」
正如他在山西巡撫任時所作一般:
「絹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參考文獻:《明史》《太監王振與明英宗》《土木之變與也先稱汗》《一代名臣于謙被害原因及歷史地位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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