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屏言世
東晉滅亡後進入南北朝時代，北方是鮮卑北魏，南方則是宋、齊、梁、陳四朝相繼。南北雙方沿黃河、淮河一線對峙，170餘年間互相攻伐，其中最令人扼腕的，就是南朝8次北伐的慘痛失敗。
一、12次南朝北伐
南朝自居於中原正朔，一直把恢復中原作為政治旗幟，因而屢屢出兵北伐。宋齊梁陳四朝由於國土不斷向南退縮，恢復中原的目標越到後來越淪為空頭口號。但從實際的國防安全來說，南朝北伐確實是以攻為守的正確策略，故而不論國力如何，南朝四代都始終堅持北伐。
12次北伐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宋文帝元嘉時期的3次北伐。
宋文帝承宋武帝劉裕遺志，把恢復河南作為最大心愿，加上國力較強，所以連續發動了三次規模浩大的北伐，動員軍隊總數達到六七十萬人。這三次北伐即元嘉七年(430)到彥之北伐，元嘉二十七年(450)蕭斌、王玄謨北伐，元嘉二十九年(452)蕭思話、張永北伐。三次北伐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最終都失敗了。劉宋從此由強轉弱。
第二階段，為劉宋孝武帝起至南齊之末的4次北伐。
宋文帝死後劉宋連年內戰，北魏乘機南下，攻占了黃河以南大片土地，南朝國防線退守至淮河一線。這一階段北伐北伐的目的是爭奪淮河南北。較大規模的北伐有宋泰始三年(467)沈攸之北伐彭城，齊建武五年(489)裴叔業北伐渦陽，齊永元元年(499)陳顯達北伐雍州馬圈城，齊永元二年崔慧景北伐壽陽。這些北伐皆無功效，損失慘重。南北對峙形勢越發對南方不利。
第三階段，為梁武帝時期的3次北伐。
南齊末年南朝大亂，北魏再次趁火打劫，一度侵占了西起漢中川北、中至義陽三關、東到壽陽、合肥的廣大區域。梁武帝建國後，立即發起了反擊。天監四年(505)臨川王蕭宏伐壽陽大敗。梁朝中期，北方一度衰弱。梁朝從普通五年(524)至大通三年(529)大舉北伐，陳慶之一度打下洛陽，但先勝後敗，幾乎全軍覆沒。太清元年(547)梁出兵爭奪彭城受挫，寒山大戰失利，損失士卒數萬人。南朝從此喪失了改變不利局面的機會。
第四階段，為陳朝的2次北伐。
梁亡後北周北齊趁機南進，北齊大軍一度打過長江。陳武帝、文帝奮力擊退北軍，穩固了長江防線。歷來江無淮不守，陳朝一直汲汲於恢復淮河南北的緩衝區。陳宣帝時乘北齊之衰，於太建五年(573)遣吳明徹為大都督，發兵十萬北伐，克復壽陽等數十城。到太建七年，一直打到彭城附近的呂梁恢復了陳朝對江北淮南的統治。太建九年，陳又北伐，欲與北周爭徐州，結果大敗，淮南地再失。太建十二年，不甘失敗的陳宣帝再發十萬大軍北侵，收復了江北部分失地，但國力軍力都非北周之敵，不久便被北周趕回江南。南朝北伐於此便告結束。
二、南朝北伐的失敗原因
南朝處於皇權復振的時代，皇帝享有絕對的權威，北伐一般都是體現君主意志的國家大事，比東晉時經常各家門閥內鬥、牽制北伐大計的局面，自然是好了許多。皇帝可以調動全國力量，統一部署，這對北伐是十分有利的。但南朝並沒有充分發揮長處，次次北伐，次次失利，令人痛惜。
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每次失敗的原因也不盡相同，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數種:
第一，皇帝對戰爭干預過多。這主要體現在三次元嘉北伐。宋文帝劉義隆靠政變和武人擁戴起家，對武將勢力一直比較忌憚，縱使出軍北伐，仍要保持對軍隊的絕對控制。他規定，所有的作戰行動，都要按照他的聖旨進行。戰場形勢瞬息萬變，戰機稍縱即逝。將帥必待詔行事，無機動權，如何能抓住戰機克敵制勝?尤其詔書往返頗費時日，待詔送至，往往戰局非舊，難從成命。南朝皇帝硬要違背戰爭規律，坐鎮京師遙控前方將領，只能使北伐軍隊處於更為被動的境地。
第二，皇帝任用將帥不得其人。劉宋元嘉北伐，棄檀道濟而不用，文帝只起用自己信任的王玄謨、到彥之，或是宗室親屬，以求將領不擁兵作亂。這些人往往既無帥才，又無將勇，臨敵不前，甚至不戰自退。
王玄謨眼高手低，純靠過激的言論投上文帝北伐的脾胃。結果被委以北伐元帥的重任。王玄謨治軍暴烈，士卒咸日「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他還嗜殺成性，北伐時「專依所見，多所殺戮。」故將士不願為其效命。圍滑台時，兼營貨利，獨斷專行。多次失去殲敵機會，造成將士離怨、滑台久圍不下的被動局面。使北魏可以從容部署軍隊，待冬季來臨，大舉反攻。
到彥之是宋文帝的心腹，忠心有餘，膽識不足。元嘉七年他率師北伐，洛陽、虎牢雖得而復失，但部隊實力尚在，仍可一戰。而到彥之稍挫輒退，「空棄滑台，坐喪成業」，散敗而歸。元嘉二十九年北伐主帥蕭斌，亦是毫無主見之輩，缺乏統帥大軍的才略，唯奉詔行事而已。前鋒張永，圍碻磝津時。受魏軍偷襲，「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眾軍驚擾，為虜所乘，死敗塗地。」幾次大規模北伐之敗，很重要的原因都是用人不當，主帥無將才，指揮失誤，以致葬送全軍。
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宋文帝明知江夏王劉義恭為人怯懦，偏以其統領群帥，坐鎮彭城。北魏軍一到，義恭就想逃走，被眾人勸止。次年魏軍退，自彭城北返，劉義恭畏敵如虎，不敢出城截殺，白白喪失了一次痛殲北軍的機會。
又如天監四年梁武帝用六弟蕭宏督帥北伐主力，但蕭宏生性懦弱，只知斂財而不諳軍旅。本來前鋒攻下樑城，偏師頻頻告捷，士氣正旺。蕭宏卻屯兵洛口不敢前進。聞知魏軍來奪梁城，便想退師。諸將請戰，蕭宏竟下令「人馬有前行者斬」。最後膽小得把暴風雨之聲當成敵兵來攻，連夜棄大軍而逃，使浩浩雄師，一朝喪盡。
梁太清元年北伐，梁武帝以貞陽侯蕭淵明為帥。蕭淵明昏庸無能，與諸將議事根本不知道怎麼應對，武帝也沒有給蕭淵明配備一個合適的助手，導致不斷坐失良機，遲遲打不下呂梁城，結果北齊援軍到來，梁軍被擊退。
第三，南朝軍隊劣勢明顯。南朝缺乏騎兵，軍隊主力全是步兵，而北朝主力是騎兵。步兵除了在攻城與圍困上有一定優勢，其他方面，不管是戰場衝擊還是機動速度，都完全處於下風，實戰中雖然偶爾有以步克騎的戰例，但對將帥臨機應變以及兵員素質要求極高，無法當作戰場常例。而南朝北伐主要作戰地域都在淮河以北的黃淮平原上，這種地方利於騎兵衝擊，而不利步兵爭衡，南軍打敗仗是大機率事件。
步兵速度既慢，南軍北伐就對水運依賴十分明顯。水路轉運可以極大節省士兵體力，運糧也可減少沿途消耗。
時間一長，南軍北伐形成了固定模式，即從長江入淮河，再由淮、泗諸河入黃河，再深入北朝腹地。為了確保水路安全，南軍還必須固守淮、泗、濟、黃諸條河流的沿線要點，所以戰爭經常圍繞壽陽、淮南、彭城、洛陽、虎牢、義陽等地展開。如此一來，南軍的進軍路線和戰術就固定了，北朝根本不用擔心南軍會奇峰突起，只需要在固定的戰略方向配置重兵，南朝就沒法打過去。同時，河流的盛水期、枯水期都是固定的，北軍只要挨過盛水期南軍的進攻，等到冬春時節水枯，便可抓住南軍機動速度變慢的致命缺點進行反擊。
如元嘉七年北伐，到彥之自淮入泗，河水非常江，宋軍每天才能行進十里，自四月至七月才到東平須昌縣。結果耽誤了時間。奪下洛陽後，未及修治城防，儲備糧草，就到了冬季，北魏一舉便攻下洛陽。
泰始三年北伐因清、泗水涸，不能轉運糧草，也無北伐的戰機。其他的如王軌據淮口斷吳明徹歸路，元嘉據均口斷陳顯達歸路，都使吳、陳軍隊人心恐懼，鬥志渙散，被迫撤兵。曾有幾次，有人建議改變戰略，進攻河北，直搗北魏後方，不失為爭取戰爭主動權的可行之策，可恰均未被採納。
第四，北伐往往時機不對。南朝皇帝銳意北伐，往往不顧主客觀情況，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草率出兵，幾次較大規模的北伐都是如此。
如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劉宋國力雖達鼎盛，從雙方軍事實力上看，北魏要勝一籌。北魏軍隊以騎兵為主，沈慶之曾提醒過宋文帝「馬步不敵，為日已久」的實際情況。交戰當中，劉宋一方蕭斌、王玄謨所率主力有六萬人，中、西路偏師均不會超過六萬，加上原駐守在邊境的地方軍隊，最多也就是二十萬人左右。
而北魏的兵力，僅從洛陽南下的庫仁真偏師一支，就有八萬騎。拓跋燾所率大軍號稱百萬固然誇張，但起碼也應有三、五十萬，且以騎兵為主。
劉宋以寡伐眾，要想取勝談何容易。至於元嘉二十九年、泰始三年的北伐，都是在劉宋新敗、元氣未復的情況下發動的。不顧主客觀條件，倉皇北顧，必然自取敗亡。
再如陳爭淮北之敗也是如此。陳乘北齊之衰，收復江北、淮南，尚有機會爭奪徐、充，可當時卻屯兵不前。及北周滅齊，陳宣帝卻突然下令北伐彭城。當時進兵己無有利條件。但陳宣帝既得淮南，好大喜功之心陡增。陳中書通事舍人蔡景歷「諫稱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陳宣帝競認為這是渙散人心，將其貶職。不識時務，發不宜動之師，攻不可得之地，是陳北伐由勝而敗的主要原因，也是南朝多次北伐失敗的重要原因。
第五，南朝將領災難連連，不得安穩。
南朝與北朝對峙期間，北朝只有北魏末年大亂過一次。而南朝則是宋齊梁陳四代接連更替，宋朝一朝還連續爆發了謝晦之亂、元兇弒逆、前廢帝內戰等幾次大規模內戰。每次內戰過後政治洗牌，新即位的皇帝都要對舊有武人勢力進行清洗。不僅許多名將因受猜忌被殺，也導致一些戍邊將領北叛或起兵作亂。這使南朝經濟、軍事實力受到很大消耗，甚至直接造成南朝對北方戰爭的劣勢。劉宋在南朝最為強大，卻未能取得北伐成果，與內爭削弱了自身力量是密切相關的。
劉宋時期，有劉劭、劉義宣、臧質、魯爽、劉誕、劉子勛、劉休范、劉景素、沈攸之等人的起兵。南齊時有陳顯達、裴叔業、崔慧景等北伐大將及權臣王敬則的起兵或降魏。梁初有陳伯之的起兵。
南朝皇帝更迭頻繁，還造成了新帝任用己寵，誅殺前朝重臣的惡性循環。被殺的著名北伐將領有檀道濟、柳元景、沈慶之、申坦、垣崇祖等。更為嚴重的是，新帝對大臣的濫殺，往住引起權臣悍將的反叛。彭城、壽陽等重鎮，都不是北魏用兵奪得，而是南朝鎮將反叛拱手獻出。結果使南北對峙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給北伐帶來了嚴重的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