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談歷史
古埃及帝國時期，生產力的發展有了顯著進步：梯形把手的犁、腳踏風箱的冶金設備，懸式紡錠和立式織機，新的玻璃和釉陶製品都是十八王朝前後的新發明。新的灌溉設備—沙杜夫的出現實現了作物的一年兩熟。
一、新王國時期奴隸制經濟更為發達
奴隸制生產方式實現了強有力的剝削，戰爭中帶來了大量的奴隸，平民等級也會擁有一兩個奴隸，軍人可以直接把其俘獲的俘虜作為奴隸。
軍事專制主義的加強和征服戰爭的日趨頻繁，需要增加稅收和無限制的生產物資，為了滿足這種需要，政府便擴大對經濟生活中每一個部門的控制。全部農業和土地賜給了國王的寵臣，但多數土地均由王室的農奴和奴隸耕種，奴隸每年都要繳納一定的穀物，有專門的機關監督奴隸。
自由的中間階層大部分消失了，手工業者的勞動被徵用來修建宏偉的神廟和製造戰爭器具。隨著帝國日趨衰落，政府也愈來愈多地侵占人民的經濟活動範圍。
二、國家控制強化
新王國時期，與以往相比最顯著的特徵是在存檔工作、遺囑、契約、統計表、徵兵表、命令、備忘錄、稅收表、書信、流水帳、清單、規定、案件副本等方面都需要記錄。
這種記錄工作的完善是國家控制強化的標誌，同時也顯示了新王國政治秩序的進步，國家統治的有序。出自於中部埃及的牧人摩塞的檔案收錄了僱傭兩個女奴的契約：
在這一天，軍官門赫別爾之子阿提請求於有角畜的牧人頭領摩塞，他說：「你得到了女奴赫努特的兩個工作日，願你將其工錢給我們的主人作為互換…」於是有角畜的牧人摩塞把工錢給了他。
奴隸作為奴隸主的財產可以買賣，由於當時商品貨幣關係發展不是很充分，奴隸買賣基本用實物，銘文中還有關於購買女奴的訴訟、關於財產繼承的契約、結婚析產的證書、關於神廟土地和王室土地測量的記錄，它包括土地所有者，每塊土地的佃耕者姓名、身份、佃耕土地的數量以及應交納的租稅量。
三、神廟的經濟作用
作為社會機構，神廟在新王國國家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這不僅是因為它們在宗教上的貢獻和在君主制度中的支撐作用，而且是因為它們的經濟作用。
法老將各種財政資源，既包括耐用的財產，又包括固定的稅收來源贈予神廟。新王國的神廟擁有自己的勞動力（通常為戰俘），但神廟的多數土地被租出去耕種，出租方式複雜，神廟收取收成的百分之三十作為地租。神廟可能還被授予開採礦產資源的權力。
四、新王國逐漸融入青銅文明區
第二中間期和新王國時代正值西亞、北非及地中海東部愛琴世界青銅時代全盛期，新王國在對外交流中逐漸融入青銅文明區。新王國是在結束喜克索斯的統治後建立起來的，它接受了來自亞洲的喜克索斯人的影響。
除了馬和馬拉戰車及一些先進的武器裝備，更為重要的是：新王國在生產工具方面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古埃及人學會了喜克索斯人冶煉青銅、鑄造工具和武器的方法，埃及文明得以順利地熔入地中海世界的青銅文化之中。
喜克索斯人還帶來了立式織布機，向埃及介紹了七弦豎琴等樂器。對埃及而言，喜克索斯時期是文化交匯和豐富的時期。
五、新王國時代，社會經濟生活空前的繁榮
古埃及人在維持傳統的經濟生活的同時，除了本地產的無花果、椰棗外，引進了蘋果、石榴、橄欖、西瓜、甜瓜等新品種，後來，還有桃子、梨等水果，以豐富自己的生活。牛奶、黃油和乳酪很常見。鴿子、鴨和鵝的飼養既是為了取蛋，也是為了食其肉。
國家的經濟作為一個整體都賴於法老的政治，成為法老政治的附屬物。經濟需要國王的機構分配原材料及生產，甚至包括大麥、小麥、耕牛、酒、麻及其他自然物，這是一種完全的計劃經濟，因為所有的一切財富都是法老的。民眾的收穫，所得都賴於法老的恩賜。
發展對外貿易是歷任法老經濟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因為地處歐、亞、非三大洲的交匯處，埃及有發展對外貿易得天獨厚的優勢，從南部的黑非洲地區輸入黃金、象牙、香料和獸皮等貴重物品，除了留下部分物品滿足自身需要外，再將它們連同埃及自己生產的亞麻布、紙莎草紙、金屬工藝品等貨物，銷往南歐的愛琴海諸島和希臘半島等地，值得一提的是紙草被用於多個領域，並從西亞運回鐵器、優質木材和手工藝品。
古埃及人從努比亞進口金銀、從中亞買入天青石、從西奈買了綠寶石。有關古埃及與畢布勒斯商業聯繫的記載出現在卡納克神廟的石柱上，同樣的石柱上的記載表明愛琴世界最終成為埃及帝國的一部分。
法老對長途貿易的控制是其實現經濟統治的重要工具，對外貿易完全為了滿足王室的需要，由法老說的算。
對蓬特、畢布勒斯、努比亞和沙漠地帶的遠征，尋求國外的商品和石料通常是由國王派遣，由政府官員率領，帝國通過與其鄰居的交往互通有無。
法老埃及的金屬冶煉技術往往落後於近東國家，尤其是青銅器和鐵器的發展，鐵更為稀少和珍貴。木材和燧石用來製作農業器具，堅硬的石頭用來雕刻器皿，金屬工具和武器都由國家政府部門控制和分配。
金屬和木材有賴於國外的進口，古埃及的工業能力在這兩個領域不具優勢。第18王朝前期，在西底比斯一些貴族的墳墓中，發現了一系列肩扛貢品的外國人，這些人就是與愛琴海民族有密切聯繫的外國使節。
在哈特舍普蘇特時期，暫時的偃武修文使得國家更注重內部建設，追求奢侈安逸的享樂，對外活動完全服務於國內的需要。
圖特摩斯三世時期，日益頻繁的對外交往在此時達到了頂點，海上直接往來也不再困難。在古埃及，國內交換是由法老進行調配的，這種物質交往的頻繁是時代的進步，是在帝國的特定條件下形成的，但是，我們要清醒地看到：這種所謂的對外貿易更多的是互通有無，相互交換產品的性質，不具有貿易致富的成份，因而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商人。
參考文獻：
王寶珍：《論古埃及新王國時期的政治制度》
蒲慕州：《法老的國度—古埃及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