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該害怕

音樂口味在變

倫敦威格莫爾音樂廳120周年

專訪藝術與執行總監

約翰·吉爾胡利

John Gilhooly

5月30日，解封兩周後的倫敦雨過天晴，威格莫爾音樂廳（Wigmore Hall）附近平日不對外開放的波特曼廣場花園破例排起等入場的人龍。這一天，威格莫爾音樂廳為慶祝其落成120年而連續舉辦了三場微型露天音樂會，公眾提前在網絡上申請免費門票。場內隨意擺好了一些桌椅，觀眾帶著飲料零食落座。最後一場音樂會中，近日備受關注的當代室內樂團12 Ensemble在車流聲中演奏了四十分鐘。當晚，威格莫爾的常客安德拉什·席夫（András Schiff）在音樂廳內舉辦了鋼琴獨奏會，以此拉開五場慶祝音樂會的序幕。第二天，威格莫爾音樂廳宣布16位來自世界各地的作曲家入選音樂廳策劃的“封城委約創作計劃”。這些作曲家成長背景多元化，其中5位不到30歲，年紀最大的則已過花甲，但共同點是：他們都是首次接受威格莫爾委約。名單宣布之後，威格莫爾音樂廳將會與每位作曲家商量具體的創作方向，並為他們配對合適的演繹單位。

從1901年開幕到120年後的今日，原名叫“貝希斯坦音樂廳”的威格莫爾音樂廳，從最初為獨奏而設計的舞台，已發展成為全球室內樂的殿堂所在。音樂廳不到6百個座位，在疫情之前保持著每年550場音樂會演出的頻率。自2005年約翰·吉爾胡利上任音樂廳的藝術與執行總監以來，他在繼續擴大音樂廳的曲庫：迄今已委約世界各地的作曲家為威格莫爾創作了超過600部新作。與我在威格莫爾音樂廳內對談的一小時裏，約翰幾番提及他對合作音樂家在國籍、性別、是否殘障人士等多元化的注重，希望為在疫情沖擊下苦於生計的音樂工作者多提供機會。

很難想像，也正是這個百年音樂廳，在去年封城之後，在全英國率先實施線上直播，並至今堅持免費。約翰表示以前從來沒有考慮過線上直播，但自從去年6月開始嘗試以來，在線人數最多超過1百萬。他說音樂廳重啟之後，線上直播還會繼續下去，暫定每周兩次。

今年6月，居住在倫敦的鋼琴家內田光子將在她的舒伯特音樂會上接受今年的“威格莫爾獎章”。16歲第一次在威格莫爾登台演奏莫紮特奏鳴曲的內田光子今年已72歲，鋼琴家在封城期間還曾與男高音歌唱家馬克•帕德莫合作演出《冬之旅》。約翰表示，選擇內田光子作為今年的獎章獲得者，同時也是考慮她代表了住在英國的少數族裔人群：她是其中一位“成功突破邊界的”音樂家。

威格莫爾音樂廳

疫情與封城對威格莫爾音樂廳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上周一位很有名的音樂家告訴我，他去年一共只有三四筆收入，幸虧有存款。這是屬於幸運的一批。大部分年輕的音樂家都不夠資格接受政府的資助。我知道的有很多人為了糊口，只好決定退出這個行業。威格莫爾音樂廳也不得已解雇了三分之一的員工。幸運的是我們這一路收到了許多捐款資助。很多人通過短信5鎊、10鎊地轉賬，至今這部分捐款已突破了一百萬英鎊。還有少數人一次捐贈一兩萬英鎊，附上留言：“把免費直播堅持下去。”有部分人甚至寫信告訴我們說，已經在遺囑裏寫上了威格莫爾的名字。

音樂廳在做改革，音樂廳的觀眾構成是不是也在逐年變化？

約翰：在我看來“古典音樂的聽眾”和所謂“威格莫爾的觀眾”根本不存在。有些人極開放，什麼都能聽，有些口味則小眾得不得了。疫情期間，威格莫爾音樂廳共推出了兩百多場線上直播的音樂會，我們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樂迷的郵件。有威格莫爾的常客說，通過網絡發掘了很多以前不會買票去看的好東西。當然，無論你發出的聲音有多大，總會有人捂住耳朵不想聽見。有些人堅持說古典音樂是屬於特定階層和精英圈子的，也有人老說聽古典樂的全是老者。

所有這些關於古典樂的不必要的障礙，什麼會讀譜子的人才能真正享受音樂等等，都該去掉了。你走進來聽音樂，被感動了，不懂看譜，無傷大雅的。這種體驗也許促使你思考，也許令你的這一天變得更美好，或者驅使你去拿起一本小說來讀，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最重要是讓進到這個空間的人覺得舒服。如果你讓第一次走進音樂廳的感覺渾身不舒服，人家肯定不會再有第二次。威格莫爾現在的領位員都很年輕，我們要求他們對觀眾微笑，禮貌地有問必答。我們還安排了員工在網上回答大家的問題。有人不明白什麼叫“奏鳴曲”，我們當然有義務解釋，不能讓提問的人覺得難堪。

波特曼廣場花園

你是學音樂出身的嗎？

約翰：我是學聲樂出身的，但我覺得自己不屬於舞台。我也有歷史和政治學位。並不是說非得學過音樂的人才能管理音樂廳，但你一定要熟悉大量曲目。你需要了解這個場地適合演什麼、大眾喜歡什麼。這裏面有質量和口味的區別。有些節目雖然你自己不喜歡，但不能否認它們的質量。只是關乎口味的話，比如你覺得某位鋼琴家彈得太大聲，但公眾喜歡，那你就得把自我放到一邊，把這位鋼琴家請過來，並且全場保持微笑。如果純粹按照自己的喜好設計節目單，我認為那樣的藝術總監是失敗的。

古典音樂如今的定義比過去廣泛得多。無論是昨天寫的，還是創作於兩百年前的，尋找與推廣人類最優秀的創造，威格莫爾的舞台挺小的，但創意不可以小。

你多次提到的“多元化”，對威格莫爾音樂廳來說意味著什麼？

約翰：1950年代音樂廳運營得不太好，多虧有逃難過來的猶太人，籌錢租場開音樂會。那時威格莫爾還接受對外出租。威格莫爾頻繁上演音樂會的模式，就是他們開啟的傳統。近年反猶情緒又有所抬頭，我希望這裏的猶太人能視威格莫爾為安全空間。我請過集中營幸存者安妮塔•拉斯克-沃爾費什（Anita Lasker-Wallfisch）講述她的經歷，她今年95歲了，當年她之所以經歷過三個集中營還能活下來，是因為她是集中營管弦樂團的大提琴手，當然這個樂團只是納粹對外宣傳的工具。她後來搬到了英國，她的兒子拉斐爾•沃爾費什（Raphael Wallfisch）也是大提琴家，常在威格莫爾演出。這就是我理解的“多元化”，除了曲目以外，還有種族、膚色、性別等等。

你對威格莫爾音樂廳未來的發展有什麼願景？

約翰：我將威格莫爾視為室內樂的國際總部，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我們逐漸打破隔膜，使這個音樂廳成為老百姓的音樂廳。我們也走出音樂廳，去幫助老年癡呆症患者、少年犯、患有艾滋病的兒童、無家可歸的人、家暴受害者們等等。我們的觀眾既有皇室成員，也有被父母帶進來的嬰幼兒。

疫情期間，很不幸，家暴案例直線上升，我們從以前的面對面對話改成線上形式。線上直播為威格莫爾音樂廳帶來了新的身份，未來十年我們會繼續委約作曲家創作新作品，吸引多元化的觀眾。最近我們將其中一個廳命名為傑西·諾曼（Jessye Norman）。這位來自亞特蘭大的黑人藝術家曾如此頻繁地登台威格莫爾，當新一代的黑人藝術家見到傑西·諾曼不光在這裏表演，這裏的一個廳甚至以她的名字命名，他們會倍感親切和自信。我想符號的意義很重要，對我們說舉手之勞，對他人則有重大意義。但這並不是要裝門面的意思。過去，傑西·諾曼為威格莫爾新樂季做開場嘉賓的次數是最多的，她的名字早就該被裱起來了。

去年宣布封城時，真是很艱難；緊接著又發生了“Black Lives Matter”事件，以及針對亞裔人士的歧視。對一些人來說，過去一年經受了不少絕望的時刻。我發現在爵士樂界，女性有遭到歧視的現象。因此我也特意給女性爵士樂手留了一席之位。同樣的，我也特意選入了聞名世界的黑人美國爵士樂手克裏斯蒂安·麥克布賴德等人。這裏並不僅是演奏古典、室內樂的音樂廳，我們也演當代、爵士作品，在這裏上演的曲目創作年份跨度超過5百年。

約翰·吉爾胡利

這個決定與Black Lives Matter事件有關嗎？

約翰：並不是。實際上去年2月我們剛好就簽署了一項多元化藝術的五年計劃，那時疫情還沒開始蔓延。到後來許多音樂家都因為封城而被困在了英國的家，我恰好就利用了大家都沒法出去演出的時機，請了很多背景不同的藝術家做線上直播。“多元化藝術計劃”因此比我期望的進行得更快。

你也提到一些社會事件對於威格莫爾排節目的影響。你希望通過音樂傳遞哪些信息？

約翰：在疫情出現之前，什麼事件最糟心？脫歐。我們需要與歐洲的鄰居們保持好的關系，這些地方是優秀音樂的來源。我們想繼續在音樂家的資源上互通有無，沒人希望停下來。他們可能想要布裏頓的音樂、想倫敦交響樂團去表演，而我們則想要維也納愛樂來英國。後脫歐時期，這樣出於友誼精神的互動肯定更重要。

另一個信息是要向政府顯示，文化藝術和現場演出是全英複興的一部分，獲得音樂藝術的熏陶是每個人的天賦權利，我們的音樂不見得人人都會喜歡，但我們有義務向大眾提供文化藝術。音樂對人類的心理健康很重要。政府應該鼓勵文化藝術，因為人生已經足夠艱難。我聽說中國有幾百萬 （編注，應為幾千萬）孩子學鋼琴，我真希望英國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如今英國的教育制度令人失望，我們的音樂廳、歌劇院能做的很有限。

人們說的“古典樂”一般指的是三四百年歷史的歐洲古典音樂。在今日語境下，你認為定義“古典樂”還有必要嗎？

約翰：其實歸根到底我們說的是好的音樂。我也管理皇家愛樂協會，這個組織應該算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音樂機構之一了，當年就是皇家愛樂協會在貝多芬窮困潦倒的時候以50英鎊委約作曲家創作第九交響曲，就在倫敦街頭付的費用。兩年後貝多芬耳疾惡化，協會還寄去了50鎊。10年前，我在威格莫爾的藝術總監職位為我贏得了皇家愛樂協會的主席一職。這是一項志願工作，最近我再次當選，打算再乾三年。這個職位的優勢是能夠讓政府聽見我說的話，每次我都會提到自由職業音樂家們艱難的生存狀況、音樂產業中的焦慮情緒，敦促政府一旦條件許可就應該重開音樂廳之門。最開始要社交間距都可以，到10月之前如果疫苗都基本普及了，我們也應該往前走了。

皇家愛樂協會如今每年頒發一個獎項，這些年我看到蘇格蘭、北愛爾蘭、威爾士湧現了許多融合爵士、電子的新創作。（印裔）作曲家Nitin Sawhney是其中一位難以定義的藝術家，他曾登台威格莫爾。我們不該害怕，音樂在變，口味也在變，每個時代都是這樣往前發展的。尼古拉斯·肯揚（Nicholas Kenyon）剛給我寄了一本他的新書《音樂生命》（The Life of Music），我剛讀完。西方老炮們不能再對音樂的發展方向視而不見，而這是很好的事。我當然仰慕海頓、莫紮特、舒伯特這些來自維也納的經典，我將舒伯特視為伴隨我一生的摯友，但我同樣鐘愛巴托克。我們在維也納的傳統之上做發展，但同時我們也需要建造與之背道而馳的新事物。巴赫固然是不可替代的巨匠，但同時我們不該忽略其他出色的音樂家。比方說有可能在2024入駐威格莫爾音樂廳的作曲家卡羅萊娜·肖（Caroline Shaw，2013年美國普利策音樂獎得主），又比如與威格莫爾合作密切的當代室內樂團體Apartment House，他們曾全天演出作曲家朱利安·安德森的作品。這位黑人同性戀音樂家在世時受盡唾棄，上世紀九十年代患艾滋病去世。但他無疑是個天才，因此我們決定紀念他。越來越多女性作曲家和優秀的女指揮家出現，我在皇家愛樂協會的使命之一就是為女指揮家鋪路，不久前有位歌唱家對我說，在英國還很難找到願意指揮巴赫《馬太受難曲》的女指揮家。我還得繼續努力。

疫情期間，還發生了西蒙·拉特離開倫敦交響樂團、倫敦新音樂廳計劃擱淺等事件，這些對英格蘭的音樂界會產生什麼影響？

約翰：音樂產業在疫情期間嚴重受創，首先我們需要重新站穩腳跟。也許需要半年人們才重拾信心，走進音樂廳。人來人往很正常，只有音樂是永恒的。西蒙·拉特是位優秀的指揮家，其他的我不想去評論。倫敦交響樂團有巴巴諾，沒什麼問題。我希望所有的樂團都好，希望南岸中心、巴比肯中心盡快重啟，疫情使得人們愈加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因此人們也比以往更加需要現場音樂。

撰文/攝影

張璐詩

在國內外從事古典音樂專業報道與評論10多年，現居倫敦，視野遍及全球。

這裏是張璐詩在橄欖古典音樂的專欄，在這裏，你們可以通過她敏銳而廣闊的視角第一時間洞悉國際樂壇最新動向，發現前沿音樂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