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觀察
1973年9月16日下午，周恩來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抵達上海。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上海之行。
一
1949年後，周恩來到上海40多次，其中陪同外賓訪問達20餘次。一位友好國家領導人曾對周恩來說，周總理在北京很忙，不必陪我們出去了。周恩來回答，我出去，一是為了我們兩國的友誼，二是可以多和地方同志接觸。這一次抵滬，時間很短，加起來不過二三十個小時，周恩來除了按外交禮儀陪同法國貴賓外，還安排了視察上海的行程。然而，他這次來，很多時候神色嚴峻。
1973年是一個多事之秋。前一年（1972年）5月，周恩來被確診罹患膀胱癌，但他絲毫沒有停止手頭工作。為了清除「文革」初期動亂給國家造成的負面影響，周恩來經常開會到深夜，有幾天連續要靠輸氧才能入睡，因治療一再延宕，多次出現便血。2月26日，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關於1973年計劃情況匯報時指出：「1969年以後，在經濟管理上瞎指揮盛行」，「林彪一夥一直破壞到『九一三』，影響到1973年，惡果逐步暴露出來了」。又說：「國民經濟要按比例發展，但現在根本沒有比例！」3月9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幾次討論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情況，指出：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作出一個決定，一直發到縣、團級黨委，以便各級黨委向黨內外群眾解釋。同時報告：「現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毛澤東批示：「同意。」10日，周恩來親自擬定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決定發出當日，周恩來才在鄧穎超陪同下，到玉泉山檢查治療。不久，細心的人們發現，在迎送外國來賓的人員名單中，出現了「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
8月，周恩來在忙完中共十大召開後，身心俱疲。9月11日，法國總統蓬皮杜訪華，周恩來忍著病痛親自赴機場迎接。其時蓬皮杜總統也已患癌症，但他不顧勸阻，立意掀開法中關係的新篇章。在首都機場，兩位老人的手緊緊相握。12日，周恩來陪同毛澤東主席會見了蓬皮杜總統。
周總理與蓬皮杜總統（攝影：杜修賢）
9月14日，周恩來陪同蓬皮杜一行離開北京，到大同、杭州和上海訪問。在參觀雲岡石窟時，周恩來發現石窟風化嚴重，緊皺眉頭。一位法國記者用粗通的漢語問周恩來：「您過去知道這個地方嗎？」周恩來回答：「怎麼不知道呢？」「那您為什麼不來這裡參觀？」周恩來回答：「沒有時間呀！」參觀完石窟，他問同來的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王冶秋：「雲岡石窟維修好需要幾年？」王冶秋回答：「按現在的規劃，需要十年。」周恩來強調說：「十年太長了，你們計劃一下，雲岡石窟的維護工程要三年搞完。時間太長，我們都看不到了。死是自然規律，我是活不到21世紀的。」他忽然提到了「死」，在場的工作人員都以為是總理的幽默風趣，誰也沒有放在心上。
二
9月16日下午，周恩來陪同蓬皮杜從杭州飛抵上海。那天下著雨，當天的新華社報導稱，上海「數千名群眾冒雨前往機場熱烈歡迎法國貴賓」。蓬皮杜入住的是錦江飯店，這是當年外國貴賓訪問上海的最高禮遇。1972年2月27日，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上海時也入住過這裡。在錦江飯店小禮堂，中美雙方正式簽署了中美《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
周恩來對錦江飯店非常熟悉，他甚至叫得出一些服務員的名字，哪位服務員患了關節炎，哪位服務員夫妻兩地分居，他都記在心上。早在1971年，他在一次會議上指出，不能割斷歷史，好像「文革」前什麼都不好。「上次到上海，錦江飯店的一個部門，原有工作人員八個，現在只剩下了四個，我同他們握手時有的難過得哭了起來」，「調出去的人員中，好的可以回來嘛……」
17日上午，按照行程，是周恩來陪同蓬皮杜登上外灘上海大廈，俯瞰上海全景。一大早，周恩來就從自己所住的錦江俱樂部（茂名南路58號，今花園飯店南樓）出發，抵達上海大廈十四樓。這裡有南北兩個陽台，可以俯瞰黃浦江和蘇州河。工作人員向他匯報，蓬皮杜總統的車隊尚未從錦江飯店出發，可能要推遲一會兒。周恩來信步走到陽台，凝望著波光粼粼的黃浦江，然後把目光停留在黃浦路上的浦江飯店。他問：「知道這個飯店的原名嗎？」工作人員面面相覷，答不上來。「過去這裡叫禮查飯店。1927年『四一二政變』以後，我在這裡住過。」
周恩來向大家講起了往事。1927年2月，周恩來臨危受命，在上海領導了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3月，起義取得了勝利。不久，蔣介石匆匆趕到上海，即要求工人糾察隊解除武裝。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共政變，派兵收繳了工人武裝，殘殺共產黨人，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周恩來於14日轉移到吳淞附近徐家宅的一個秘密據點，後又化裝成商人，住在禮查飯店達兩個月之久。講完，他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一位陪同人員將周恩來的這段往事告訴了正在上海的鄧穎超，鄧穎超證實：「禮查飯店是一家高級飯店，當時住的都是外國人和『高等華人』。我們住進去後也要充闊佬，恩來穿西裝革履，我身穿旗袍，腳上穿高跟鞋，冒充闊太太。我們在禮查飯店足足住了兩個多月，不能出門，靠地下黨組織派人聯繫。真把我們憋死了。」
多年以後，鄧穎超接受了《周恩來傳》寫作組的訪問。據她回憶，她和周恩來後來在上海還住過好多地方，「恩來最初不留鬍子，後來才慢慢留的。他裝做商人，有時穿西裝……我和恩來同志從來不敢上電車，因為我們從五四時期起一直是公開活動的，國民黨人都認識我們，認出來了就不行。出去，必定是清早出去，深夜十一二點回來。我們的住處只有兩三個同志知道。還經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個月，有的地方住一個月，有的長一點，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處，改用一個名字。名字隨我們起，二房東只要給錢就行。住過哪些地方我不願意說，不然將來又要搞出許多故居來。」
三
蓬皮杜一行的車隊終於到達了上海大廈，賓主相晤，談笑風生。周恩來興致勃勃地當起了嚮導，向蓬皮杜介紹了上海外灘和浦江兩岸的景色。從當年攝影記者拍攝的照片來看，周恩來手指前方，目光炯炯，既像是一位嚮導，又像是一位指揮官——是的，相比當時的上海市領導，周恩來更了解上海的昨日和今天。顯然，蓬皮杜對周恩來的介紹和上海之行非常滿意。
周恩來在上海大廈陽台向蓬皮杜介紹上海。
中午，分別的時候終於到了。周恩來陪同蓬皮杜一行前往虹橋機場。路上，天公不作美，淅淅瀝瀝下起雨來。機場上，一大批群眾已經等候在那裡，冒雨歡送。鑼鼓喧天，歌聲、歡呼聲一片。
雨越下越大，中方派專人為蓬皮杜及隨行人員撐傘送上飛機，但在告別時，蓬皮杜總統冒著大雨堅持不打傘，站在機艙門口，頻頻向歡送的人群揮手。周恩來站在雨中，也向蓬皮杜揮手告別。警衛想要給周恩來撐傘，他嚴肅地推開：「法國總統都沒打傘，這麼多群眾也沒打傘，我怎麼能打傘呢？」不少人見總理不打傘，也紛紛收起了雨傘。從蓬皮杜一行登機到總統專機在機場繞場一周向中方告別，這中間足足有20分鐘——周恩來始終站在雨中，任憑雨水打濕了他的衣衫。風雨中，周恩來顯得蒼老、消瘦，人們看到這一幕，非常感動和難過——一位攝影記者專門抓拍了周恩來冒雨揮手的瞬間。
周恩來總理在雨中送別蓬皮杜總統。
總統專機起飛後，很快消失在陰霾的天空中。隨從人員立即給周恩來遞上一條毛巾，讓他擦擦臉，可是周恩來顧不得伸手接毛巾，卻走到群眾隊伍中，對他們說：「你們辛苦了！」在工作人員一再催促下，周恩來才依依不捨地離開，走向汽車。當他一隻腳剛跨上車子，又突然停了下來，再一次關照機場負責同志：「今天到機場的同志，回去以後都要喝上熱的薑湯。」剛回到錦江俱樂部，周恩來就讓秘書給機場打電話，詢問情況，直到聽說每個人都喝上了薑湯後，他才安下心來。
稍事休息後，周恩來不顧勞累和辛苦，又登上「友誼號」遊船，開始視察黃浦江。當年友誼船隊黨支部書記宋立春記得，當天下午三時，一輛轎車停在外灘五號碼頭，他一眼認出，走下車的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
遊船開出不久，工作人員就到駕駛艙找宋立春，說總理要見他，當時他穿著舊工作服和套鞋：「我這樣見總理，行嗎？」「行。」工作人員邊說邊把他帶到周恩來跟前。周恩來和他熱情握手，並讓他坐在自己身邊。經過一艘船頭翹起的油輪，周恩來問：「現在這樣能開船嗎？」宋立春說不能，要加壓艙水。周恩來「哦」了一聲。宋立春回憶，「當總理知道要到吳淞口外把壓艙水排掉時，就很不放心地說：『那不是要把水污染了嗎？』」宋立春如實匯報，不少船隻在吳淞口就會將壓艙水排掉，「總理聽了，半晌沒有作聲，他前傾著身子，兩手抱在一起，沉思地望著前方，心情顯得十分沉重。又過了一會，總理才收回目光，十分堅決地說：一定要保護好黃浦江的水質，保障人民的生活和健康……」船在吳淞口外調頭返航了，周恩來猛一抬眼，看到空中煙霧迷漫，遮暗了半邊天空。他皺起眉頭，加重語氣問：「這是怎麼回事？」宋立春說，這是某鋼鐵廠冒的煙，一直很厲害。周總理十分嚴肅地用緩慢而又沉重的語調說：「這是個大問題啊！」船行一路，很多時候，周恩來在凝神思索——沒有人知道，總理在思考什麼。
下午五時，船到吳淞海軍碼頭。宋立春綁好舷梯，因為下雨，甲板有點濕漉漉的，他又鋪上了棕墊。還沒來得及抬頭，周恩來已經來到他面前，緊緊握住了他滿是油污的手……一股暖流湧上宋立春心頭，他多麼希望，周總理以後再來上海，再來視察黃浦江啊！哪裡想到，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浦江行。這次握手，既是向上海工人階級告別，也是向黃浦江告別，向上海告別。
當晚，周恩來飛抵北京，一場新的風雨又將來臨……
參考資料：
《周恩來傳》中央文獻研究室，金沖及主編
《周恩來年譜》中央文獻研究室
《周恩來在上海》上海黨史研究室
《周恩來在上海畫傳》，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寫。
《非常歲月—回憶周恩來總理的最後八年》中央文獻出版社，紀東著
《周恩來的晚年歲月》人民出版社，劉武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