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丨看展覽
曾鯨、項聖謨 董其昌小像圖頁
明萬曆至崇禎年間，在山水畫領域曾雄踞畫壇的吳門畫派，逐漸走向衰微，隨之出現了松江派、武林派、嘉興派等畫派紛爭、名家競進的局面。
在這些畫派中，松江派因擁有一位官居顯位，書法、繪畫都有創建性成就，書畫鑑賞水平精深且在書畫理論上卓有見識的董其昌而聲譽日隆。
松江是十五、十六世紀新興的工商城市，從元代開始，這裡便成為人文薈萃之地。任仁發、楊維楨、黃公望、王蒙等文人畫家，或作官，或講學，或遊歷，都曾在此地居住過。
元末明初，著名畫家高克恭的家族曾來此避亂定居，董其昌的曾祖母就是高克恭的玄孫女。他們的到來，對當地的文化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入明以後，當地出生的沈度、沈粲兄弟，張弼、莫是龍、顧正誼、孫克弘等，又以書法、繪畫聞名於時。因此，董其昌的崛起，以及「松江派」取代「吳門派」就並非偶然了。
而今，上海博物館「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的開幕，不僅讓散落在各地的「董其昌們」於大雪紛飛之際，重回故鄉，讓更為廣闊空間中的中國經典書畫作品在這裡激情相遇，更讓那些曾經展玩摩挲於文人交友圈中的書畫名品，以跨越時空之姿走進博物館，以包容開放的心態供更多人欣賞。
如果說明末清初，受董其昌影響，中國繪畫進入了筆墨藝術深化的董其昌世紀，那麼今天的展覽，就讓歷史再度進入了董其昌時間。
新聞發布會現場
©風塵璞璞
從2002年開始，上海博物館陸續聯合多家國內、外博物館，相繼舉辦了「晉唐宋元書畫國寶特展」「千年丹青——日本中國藏唐宋元繪畫珍品展」「翰墨薈萃——美國藏中國五代宋元書畫珍品展」等多個中國古代書畫精品展，集中展示了自晉至元的眾多傳世精品書畫，也讓上海博物館同日本、美國，以及國內其它收藏中國書畫最為集中的博物館建立起了友好聯繫。
因此，上海博物館憑藉自身良好的聲譽，以及曾舉辦過眾多大型書畫特展的經驗，此次得以成功向海內外15家收藏機構商借到許多重量級展品。
王羲之 寒切帖 天津博物館藏
王羲之 行穰帖 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首次向上海博物館出借美國藏中國書法第一名品，王羲之《行穰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趙佶《竹禽圖》,自己都很少展示，這次卻破天荒的借給上博；
趙佶 竹禽圖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局部）
浙江省博物館寧願自己的展覽損失重量級展品，也要讓黃公望《剩山圖》赴上博為董其昌站台；吉林省博物院的蘇軾《行書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卷》幾乎從未公開展示過，儘管這次只參展10天，確乎也是備受感召之舉；
天津博物館的王羲之《寒切帖》，上一次公開展示還是在6年前天津博物館新館開館之際；遼寧省博物館的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剛剛參加完遼博書畫館開館後的第一期陳列，就即將趕赴董其昌展現場。
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之剩山圖卷 浙江省博物館藏
而由日本藝術機構所借藏品，因為正逢「阿部房次郎紀念大展」，且於明年1月開幕的「顏真卿大展」即將來臨，但為了配合此次董其昌大展，日本博物館方面將相關作品的展期做了臨時調整。
為此，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表示：「這些舉動都著實令人感動，不僅體現了各家借展博物館對上博的高度信任，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當前整個博物館界交流互動的增多。
然而對上海博物館來說，參展博物館的增加，會讓展覽的工作量與操作難度成倍遞增。多家外借展品的協商、安保與運輸問題，以及由於展期不同，展櫃展品的頻繁更換問題，加上開展之後的觀眾排隊、展廳拍照等問題，都是上海博物館在展覽開幕期間需要面對的嚴峻考驗，我們爭取不負眾望。」
《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1555-1636》（《董其昌的世紀》）書影
這樣一個囊括眾多精品書畫的展覽，在普通觀眾眼中，可能只是一次僅維持幾個月的「追逐」，但展覽背後可能卻承載著幾代學者整個學術生涯的思考和研究，其影響也許將持續幾十年。
為此，東京國立博物館企劃部部長富田淳十分感慨地表示：「1992年在我剛剛進入東京國立博物館工作後不久，就聽說何惠鑒先生在美國納爾遜博物館策劃了一場『董其昌世紀展』，將當時世界上重要博物館所藏董其昌作品，全部匯聚在美國堪薩斯城，並舉辦了一次重要的學術會議，留下了兩卷本《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1555-1636》（《董其昌的世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兩卷本都是關於董其昌研究最好的書籍，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認為今後幾十年所舉辦的董其昌展，將無法超越『董其昌世紀展』。
去年，為紀念董其昌逝世380周年，我們聯合書道博物館舉辦了『董其昌與他的時代：明末清初的連綿趣味』一展，展覽規模不大，主要展示了以董其昌為中心的明末清初書畫。
展覽的舉辦讓我真切的意識到：想要超越1992年的那場展覽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事情。但今天當我在上海博物館參觀過後，此次展覽中很多關於董其昌研究的新發現、新材料，讓我看到了由新的學術研究成果支撐起的一個全新的董其昌展，而這樣的展覽規模與突出的研究性和學術能量，我想已經實現了對前輩展覽的超越，也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後人努力超越的對象。」
蘇軾 行書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卷 吉林省博物院藏（局部）
上海博物館作為董其昌傳世書畫的收藏重鎮，對董其昌的研究並不是在此次策展之初才開始的，他們對於董其昌的書畫藝術、在美術史上的地位、及其所處時代的研究歷經了幾代人的不斷努力，從吳湖帆開始，張蔥玉、徐邦達，而後到了上海博物館的沈劍知、鍾銀蘭、凌利中等，諸位先生始終延續著對董其昌的研究。
基於這樣的收藏、研究基礎，上海博物館遂將此次展覽定位為一場全景式呈現董其昌藝術人生的研究型大展。本次展覽的策展人、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凌利中表示：「我希望這將不僅是中國大陸舉辦的首次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我們要完成的是在美術史上留名的學術展覽。」
懷素 草書苦筍帖卷 上海博物館藏
©風塵璞璞
為此，整個展覽分為三部分，即「以古為師——董其昌和他的時代」「宇宙在手——董其昌的藝術成就與超越」「一代宗師——董其昌的藝術影響和作品辨偽」。
試圖以董其昌為原點，首先通過展示董其昌及其師友曾鑑藏的，並對其南北宗理論的提出和實踐產生影響的晉唐宋元大家名跡，以及對董其昌創作與理論產生影響的同時代書畫家的作品，向上追溯董其昌曾以誰人為師；
再沿時間線索，展示董其昌藝術創作各階段的重要代表書畫，闡述其以造物為師、以心為師的藝術發展歷程，並在作品中隱含著對董其昌筆墨論等畫學理論的揭示；
最後通過眾多「雙胞作品」，探討董其昌書畫真偽問題的同時，進一步向下追尋董其昌對後世畫家及畫派的影響。
展廳中的「雙胞作品」
©行走的海風
縱觀整個展覽，敘述非常完整。大體呈現出董其昌書畫藝術及理論的淵源、成就及影響，並針對董其昌偽作紛然的「濫董」現象，特增添了一個書畫辨偽環節，這樣的單元設計與故宮博物院2017年的「趙孟頫書畫特展」非常相似。
托古改制的趙孟頫與以禪喻畫的董其昌，這兩位於綜合創作和理論建設方面均獨步中國美術史的「文敏」，不曾想能夠藉助這樣一種展覽方式，在歷史舞台上再度遙相呼應。
展廳現場
©行走的海風
故宮博物院從2016年開始，結束了近9年的「故宮藏曆代書畫系列展」這一書畫通史展的舉辦，轉而策劃了一系列諸如「四僧」「趙孟頫」「青綠山水」「四王」的書畫主題展。
而上海博物館作為內地3家能夠利用館藏開展書畫通史陳列的博物館之一，數十年如一日的堅持書畫通史展的舉辦，並在通史展之外不斷開闢著書畫精品展及充滿地域特色的主題書畫展，諸如2015年舉辦的「吳湖帆書畫鑑藏特展」、2017年的「館藏明代吳門書畫家書札精品展」等。
郭熙 樹色平遠圖卷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局部）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書畫主題展正在通史展和精品展的基礎上，開始受到更多博物館的青睞。
究其原因，一方面，將學術研究課題更多的嵌入展覽中，做有研究底蘊的展覽成為越來越多博物館的共識，而研究課題往往是針對某一主題展開的；另一方面，也與書畫展由冷寂向火熱的轉變有關。主題展較之通史展更為活躍和重點突出，再加之一兩件「巨無霸」式書畫的加盟，更使得書畫主題展成為博物館的吸睛能手。
至於博物館應該更多的開展書畫通史展還是主題展、精品展，我想並沒有嚴格的定論，但以清晰的展覽敘述來幫助大眾了解和建構中國古代書畫的基本格局，並從中感受中華文化的魅力，是博物館不應該忘記的職責。
倪瓚 六君子圖軸 上海博物館藏
©行走的海風
在整體敘述之外，此次董其昌大展還在中心展線鋪陳的過程中，設計了許多令人會心一笑的細節，每一處小細節仿佛都能生髮出一個故事，將這些看似孤立的作品串聯起來，最終讓展覽實現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的延展，變得更為豐滿。同時，這些細節的設計，也能幫助我們更好的釐清圍繞在董其昌身邊的諸多困惑。
（傳）惠崇 江南春圖卷 故宮博物院藏（局部）
對此，故宮博物院書畫部主任曾君，就董其昌對南宗的理解和繼承談到：「此次上海博物館向故宮以及其他各家博物館所借的作品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是其展覽思想推進過程中的重要作品。
其中在展覽下半程有一張故宮藏宋徽宗的《雪江歸棹圖卷》，董其昌評價此畫為『右丞本色』，從中我們能夠看到他對南宗首領王維的學習，而另外一件惠崇的《江南春圖卷》，是董其昌眼中認定的北宋惠崇真跡，董其昌在跋中提到，『以惠崇為師』，且認為惠崇小景山水師法王維。因此通過這兩幅作品，我們能夠看到董其昌沿著惠崇，上溯王維，從而對南宗的學習與繼承。」
戴進 仿燕文貴山水圖軸 上海博物館藏（局部）
一直以來，我們對董其昌南北宗論的認識過於機械，不僅認為南北宗的劃分存在問題，更時常苛責董其昌揚南抑北的絕對性。此次展覽為扭轉大家長久以來的固有認知，專門設計了幾張北派山水的展示，啟示我們應該更加靈活地看待董其昌的南北宗論。
其中有一張浙派首領戴進的《仿燕文貴山水圖軸》。戴進，山水師法馬遠、夏圭，用筆勁挺方硬，雄峻渾厚，對明代畫壇影響深遠，「浙派」便以其籍貫命名，而浙派末流多狂肆粗俗，因此董其昌在南北宗論中以「北宗」來概括此種風格流派並加以貶斥。
此軸與常見的戴進風格不同，幾乎不見粗率的大小斧劈皴，我們看到董其昌在題跋中寫到：「淡盪清空，不作平日本色，更為奇絕」，他並沒有因對北派山水的貶斥而否認此畫的藝術性，所以董其昌並非一概倡南宗，貶北宗。
並排陳列的詹景鳳《舟出巫峽圖軸》
與丁雲鵬《雲山圖軸》
當然，關於南北宗論之首創是否為董其昌，迄今為止仍有爭議。但隨著對愈多史料的梳理，我們愈加認識到一個繼往開來理論的提出，非董其昌個人所能為，一定凝聚著包括董其昌在內的數代理論家艱辛探索的智慧，有其特定的時代土壤。
此次展覽將詹景鳳的《舟出巫峽圖軸》與丁雲鵬的《雲山圖軸》並排放在一起，更是有意為之。明代中後期，許多文人都自覺參與到文人畫理論的探討中，詹景鳳也是其中一位試圖建立自己視野下美學理論體系的理論家，他提出的「山水有二派：一為逸家，一為作家」的理論，客觀上對日後莫是龍、董其昌畫學思想的形成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儘管董其昌從來沒有留下任何關於詹景鳳的文字，但《雲山圖軸》中丁、董的兩段頗具互動性的文字，頗能看出二者的交往。丁雲鵬是詹景鳳的學生，丁、董之間又有交往，那麼董其昌沒有理由不認識同時代的詹景鳳，對其提出的畫學理論至少應有耳聞。
因此說董其昌南北宗論的提出，並非他一人的發明，而是在梳理、總結、完善前人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是站在時代高度的創建。
吳湖帆在《楷書臨黃庭經卷》卷後題跋中所列韓世能收藏清單
顏真卿 楷書自書告身帖 東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藏
董其昌之所以能夠提出跨時代的南北宗論，並對後世產生極大的影響，與他曾飽覽過眾多晉唐宋元名跡有關，他以畫家的眼睛研究前輩大師的作品，同時藉由鑑賞家的經驗從事創作。
1589年，董其昌得中進士選為庶吉士時，曾有機會於京、蘇兩地觀賞韓世能所藏的晉唐宋元法帖寶繪，心摹手追，因而學問大進。
此次展覽中的韓世能《楷書臨黃庭經卷》後，有眾多人的題跋，其中吳湖帆將韓世能所藏書畫作品的清單也列於卷後，我們從中清楚的看到寫有顏真卿《自書告身卷》，而這幅如今遠在東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的法書，此次也專程出現在展覽的第一單元中。
兩幅作品儘管分處於展廳中的不同位置，但通過一個知識點很快串聯在一起，使原本看似孤立的作品有了呼應，更用事實證明董其昌的書法深受顏真卿的影響。
趙孟頫 楷書湖州妙嚴寺記卷
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風塵璞璞
展覽中這樣的串聯還有很多，這些或並列在展櫃中，或分置於展廳中不同展櫃、不同展期的作品，通過一條條圍繞著董其昌的暗線連接在一起，讓一個看似展線單一的展覽，瞬間變成了一張「網」。但這樣的暗線設計，能否喚起更多普通觀眾的呼應與會心一笑，就不得而知了。
我們在期待一場更為豐盈展覽的同時，也期待通過各種方式的介入，讓這種豐盈被更多觀眾知曉。
「董其昌數字人文」電子展示屏
當然，我們也看到了上海博物館為豐富普通觀眾的參觀體驗，在展廳各處所設計的「董其昌數字人文」電子展示屏，方寸之間，仿佛囊括了董其昌的一生以及當前對董其昌的眾多研究成果，從年表、行旅、交遊、作品、辨偽等多個角度融匯數據，以可視化的方式組織起了一個有關董其昌人、事、地、物的全息生態鏈。
配合展廳展覽的同時，更增添了展示手段的維度，用一種更為新穎的方式，實現了展覽信息的有效傳遞。
同時，這樣一種將數位技術應用在人文研究以及展覽中的手段，似乎預示著博物館數字化建設出現了以內容為先的良好開端。
辨偽單元重點展示作品：董其昌（改定宋珏） 各體古詩十九首卷 上海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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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的精品化，暗線的鋪陳，展覽思維的電子化呈現，讓很多人感到董其昌的個人形象在展覽中並不突出，眾多書畫精品有壓過展覽主角的傾向。
但其實展覽中的每件作品都有明確的指向性，都是展覽思維推進中的一環，所謂董其昌個人形象的弱化，也許是因為他本身的融會貫通，綜合性就是他的個性吧。
各個時代和派別的作品根據董其昌的鑑定與選擇，終於內化為他的創作手法與思維，更成為他眾多書畫理論提出的依據。董其昌很可能期望最終在書畫中達到韓愈在文學中所達到的境地，即蘇軾所謂「文起八代之衰」所頌揚的那種革命性與劃時代的成就，而不是所謂個人形象的傲立吧。
董其昌 秋興八景圖冊 上海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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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仿古山水圖冊 上海博物館藏
清初正統派大師王時敏、王鑑年少時親受董其昌的指導，隨後將董其昌所主張的集古之大成的觀念，更為徹底地貫徹到創作實踐中，從而建立起主導畫壇三百年的以摹古、仿古為宗旨的繪畫風氣；
朱耷 山水花鳥冊 上海博物館藏
董其昌 晝錦堂圖並書記卷 吉林省博物館藏（局部）
©風塵璞璞
同時，董其昌講求筆墨技法，主張率意和「以畫為寄」的看法，則被個性派畫家査士標、龔賢、八大等人繼承，依靠師化自然和學古變法，創造出強烈的個人化風格；
弘仁、髡殘、石濤等懷著亡明之痛的遺民畫家，亦蔚然而起，以書家之妙通於畫法，以詩文之雅融於畫中，以此來寄託故國之思。
董其昌 畫禪室小景圖冊 上海博物館藏
「摹古」與「創新」，這兩種不同風格的山水畫派，雖然在清代爭奇鬥勝，但追溯其來龍去脈，就可以看出他們儘管表里不一，然而都或多或少深受董其昌的影響。一個畫家的見識和風格，能夠對後世抱有不同藝術宗旨的畫家群體，同時產生指導性的影響，在歷史上幾乎絕無僅有。董其昌無愧為一位開闢中國山水畫新時代的宗師。
展廳現場
©行走的海風
儘管展覽中更多呈現的還是作為藝術史概念的董其昌，對於董其昌個人形象的複雜性並沒有過多闡釋。
但我們必須承認：展覽是最好的學術討論平台，在某個特定時間內，所有與展覽有關的重要藝術作品匯聚一堂，學者們可以進行作品的比對，根據新材料探討新問題。
更重要的是在一場精彩的展覽中，它帶給我們的興奮度，會讓我們對藝術品的欣賞力、認同感加倍提升，觀眾無論長幼都可以藉助展覽對藝術家產生更深層次的理解與認識，這些因為展覽所建立起的新思考，以及認知拓寬隨之賦予的新力量，會敦促我們重新開始，並將這種熱情與思考進一步帶向未來。
© 漁夫
註：本文同時刊載於中國美術報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