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讀,古代不同文明模式背後的結構性裁體

9月
24
2020


分類:歷史
作者:施凡荷


冷炮歷史

迄今為止,人類的文明發展都是在追求擺脫自然因素限制。尤其是在漫長的前工業化時代,要做到這點是難上加難的事情。各類不可抗的自然要素,完全可以左右一個國家乃至整個文明的發展樣式,迫使人們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天人合一。
因此,我們在回放古代世界的各類型文明時,看到的都是人類與自然環境對抗的結果。區別僅僅在於順從更多些,還是人為成分本身更突出。
季風帝國
現代世界起源於季風帝國的開拓
季風帝國,顧名思義就是以茫茫大洋上的季風為載體,擴張自身領域和周邊影響力。在人類的漫長歷史中,先後有阿拉伯人、希臘-羅馬人、波斯人、埃塞爾比亞人、印度人、西班牙人等民族利用季風航行。但從持久影響力和程度而言,他們都及不上近代的葡萄牙人與荷蘭人。
在15-17世紀之間,葡萄牙大帆船縱橫當時的大部分季風海區。除了因條約限制而不能涉足的太平洋沿岸,他們的船隻跑遍了大西洋和印度洋各地。在擊敗了眾多抱有敵意的對手後,建立起以眾多堡壘商站、設防港口為支點的海權體系。他們的足跡不僅遍布大西洋兩岸,也在東非、印度、波斯灣和南洋地區站穩腳跟。依靠每年都如期而至的季風,不斷派大型船隊將財富運回歐洲。
葡萄牙人的季風帝國 將各封閉的海區打通
葡萄牙人當然不是最早利用季風經商、劫掠和作戰的民族,卻是將大部季風區打通的集大成者。他們也不是技術的原創者,需要從義大利和阿拉伯人那裡學習航海經驗,也勢必從西北歐的法國和英格蘭引進人口與武器技術。但這些歐陸西南角的居民,首先將這些看似並不融洽的元素,有機捏合在了一起的。因此,過往的海商只能以紅海和波斯灣為起點,以印度的坎貝灣為終點。但葡萄牙人卻可以從里斯本出發,以馬六甲-澳門-摩鹿加群島和長崎為終點。至於如何有效的捕捉和利用季風,也成為了那些年裡的葡萄牙國家級機密。
但正所謂成也季風-敗也季風。葡萄牙船隻因季風而在大洋上暢行無阻,也因為季風的時節而不得不經受路程折磨。除了海難造成的船毀人亡,還有遠距離航行所帶來的補給不足與各類因營養缺乏所造成的疾病。每艘去往東方的商船,來回都需要花上1年以上時間,超過了20世紀太空人的往返月球周期。這也給留守遠方的駐軍以巨大麻煩。因為當航海季節過去,就會引來數量龐大的敵軍圍攻。這種遙遙無期的季節性消耗戰,最終耗盡了葡萄牙人靠季風運回來的所有財富。
每批去往東方的海員 工作時長都超過了今天的太空人
至於那些連季風的難以觸及的地方,葡萄牙人就更是難以紮根立足。雖然他們曾經不止一次的向內外圍海域和陸派遣過探險團與遠征隊,卻不是無功而返,就是在對方的強力抵抗下功虧一簣。封閉的紅海、乾旱的摩洛哥內陸、炎熱的剛果雨林和只有半開放的波斯灣,都是帝國勢力首先遭到失敗的前沿。這些地方恰恰都是季風影響力極小的區域,無法為看似偉岸的大帆船提供足夠助力。
葡萄牙人之後,還有後來居上的荷蘭共和國和東印度公司。他們在獲得了關於季風航行的全面情報後,立刻開啟了挑戰者模式。利用更科學的管理模式與金融工具,獲得了更為靈活的手段和策略。在這層高壓之下,前代帝國也順著回程的季風撤退。荷蘭人則繼續將季風模式運轉下去,直到逐步走入工業化時代的英國崛起。往後的世界海權歸屬,就不僅僅是依靠季風為最重要載體了。
利用季風的大帆船 開創了至今都不過時的全球海運
河道帝國
中原文明實際上主要仰仗河道的分布
既然有走海路的強權,也就一定會有依賴內河的帝國。從最初的兩河領域和古埃及開始,人類歷史上就湧現出大批以內河為輻射中樞的大河文明。但若要從維繫這些帝國的載體而言,我們完全可以稱之為河道帝國。其中,又以居於歐亞大陸最東端的中原地區最為持久而明顯。
河道帝國的基礎,是流經其核心區域的大型河流。兩河流域有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埃及有更為單一的尼羅河,中原也離不開沖刷出華北平原的黃河。但相比起源更早的前兩者,中原帝國在地理條件方面更有優勢。因為除了作為軸心的黃河主幹道外,周圍還分布著像汾河、渭水和洛河等足夠規模的支流。這就讓中原文明的開拓者,不會像中東和北非的同行那樣,僅僅滿足於呆在大型河道兩岸。他們完全可以使用簡易的小船,航行到更多地方,建立新的家園。
黃河流域的水系複雜性 遠超兩河與埃及
鄭國渠是早期人造河道代表著
在更遠的外圍,是諸如海河、淮河之類的次級水系。由於黃河在歷史上屢屢發生大面積改道,這些臨近水系也就某個階段內,成為了黃河流域的一部分。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反覆,進一步豐富了黃河水道的覆蓋範圍。隨之而來的就是中原文明的前進和深化。當自然河道已不能滿足擴展需求,帝王與匠人們便會想方設法挖掘人工河道,成為眾多影響深遠的運河。
作為河道帝國的必然衍生品,運河很早就出現在了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但在缺乏足夠複雜的內陸水系支撐下,早期運河很有可能因環境變遷與戰亂人禍而永久停擺。相比之下,源自長江流域的東方式運河網絡就更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從春秋末年的吳王夫差開始,運河首先聯通了長江與淮河兩地。稍後,北方諸侯也在戰國初年開始紛紛跟進。先有魏國變法後開通的鴻溝,後有秦國一統中原過程中挖掘的鄭國渠。靈渠的疏通,則又讓中原文明的前沿深入到了嶺南地界。
長江流域的水系條件 也超過了北方的黃河
一直到後世的隋唐帝國,重新整合的大規模運河系統,足以讓內河船隻從太湖流域北上,一路抵達關中的長安附近。明清帝國所依仗的京杭大運河,也只是將旅程的終點更改到了北京。而要在多山少平原的長江以南開拓,也不可能擺脫對贛江、湘江、烏江、岷江等長江支流的倚重。
這些源自天然或出自人為的河道,彼此間勾連交錯,形成了中原文明的穩固網絡。但反過來,也會在很長時間內,限定了中原文明的覆蓋範圍。每個盛世王朝的官吏、軍隊和大型物資供給,都幾乎完全沿著水道而行。一旦脫離有足夠水系支持的河道網絡,則整體實力與影響力都會逐步遞減。到了濕潤空氣完全被山麓阻隔的遠方,則要求統治者採取其他模式來進行管理。
大運河之類的人造河道維護 也是帝國財政中的重要負擔
介於兩者之間的遼東、晉北、河套和西南山地,就會成為中原文明與外部勢力反覆爭奪的熱點區域。歷史上的大一統王朝,屢屢在這些地方長期用兵,不是沒有深層次原因。至於對海洋領域的忽略和不削,也是依託內陸河道所必要帶來的副產品。
一直到19世紀中後期,清朝才在世界大勢面前放棄了對內河水道的無條件依賴。轉而追求蒸汽輪船與火車鐵路這樣的現代化交通載體。但在此之前,河道系帝國已頂住了眾多異域文明的輻射衝擊,其中就包括了前文所介紹的季風帝國。雖然葡萄牙和荷蘭商船可以通過季風抵達廣州等貿易港口,卻不可能替代內陸水道上的漕運隊伍。作為兩種文明樣式的結合體,元朝時貫穿山東半島的通惠河,成為了內河與季風的有機結合。而這種思路的始作俑者,卻是長久以來和中原相殺相愛的北方草場帝國。

河道輻射區的邊緣地帶 往往都是歷史上的戰亂多發區
草場帝國
從斯基泰到蒙古 草場都是遊牧帝國的重要載體
任何文明的產生、發展與壯大,都離不開對生產資料和流通領域的經營。以廣袤草原為載體的草場帝國,就非常好的說明了這一切。雖然屢屢被稱為遊牧民族的他們,總是被認為是貧瘠而落後的代表。但他們卻可以依託茫茫草原,獲得遠高於後人想像的收益。
由於氣候原因,相對乾旱的草原貫穿了整個歐亞大陸北部。可耕作土地隨著時光的流淌,變得日益稀少而脆弱。這就讓生活在其中的人口,始終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
貫穿整個歐亞大陸的草原地帶
正所謂樹挪死人挪活,馬匹馴化與車輪技術的改進都在早期草原上得到完成。這讓遊牧部族有了遠超同時代其他文明的高速機動性。戰爭中,這是讓對手忌憚無比的致命攻勢。但在和平時期,這一屬性也是讓人都羨慕不已的物流渠道。畢竟,歐亞草原的涵蓋面積如此巨大,僅僅是核心位置就足以讓人騎馬從克里米亞半島東行至呼倫貝爾。至於更外圍的輻射區域,也包括了匈牙利平原、巴爾幹北部、高加索山脈南北、半數以上的中亞地區、陰山腳下的河套和冀北等要緊地方。
既然是草場帝國,自然也意味著絕非居無定所。長期以來,其他文明對草原環境的誤解和認識不足,造成了他們對遊牧民生活狀態的各類想像。但草原的所有執掌者們,實際上都需要嚴格遵守本地的自然時節,在不同草場間來回奔波。如同農夫需要在特定時間內播種,航海家需要在特定季節楊帆是一個道理。在有季節性河流經過的兩岸,他們也會種植一些作物,而非很多人臆想中的農業空白。隨之而生的堡壘城市,也是物資安全儲藏和商旅進行集中交易的重要場所。只是,以上的人為要素都及不上作物根本的自然草場。
只要有熟人帶路 匈奴人的聚集地就很容易被找到
為了生存,草場帝國往往會爆發內部間的激烈廝殺。只有獲得更多的新鮮草料,才能孕育和繁殖種群數量更多牛羊駿馬,控制住更多的貿易路線。因此,各個山頭間的廝殺會時有發生,能做到統領大部分人的也必須是天才。當人口增漲與氣候變遷發作,他們又需要上馬彎弓,向著四方展示自己的傲人武力。由於具有來去較為自如的屬性,所以在短期征戰中很少顯出不適應。這就有了讓各定居民族都比較恐懼的斯基泰、匈奴、突厥和蒙古等遊牧強權。
但在戰爭的間隙,他們又是對方邊境上居民所歡迎的商人。這種矛盾本身也從不同側面印證了遊牧系與他們的草場帝國,具有頑強生命力。
牧民的流動性 讓他們成為天然的貿易經營者
此外,草場帝國也是相對脆弱的文明勢力。無論遭遇天災和失敗,還是獲得勝利與擴張,原本的體系都會立刻出現永久性的變化。因為這類文明的本質,就是以草場為載體,獲得大分部生產資料與技術手段。草場本身遭到破壞或被霸占,則舊勢力馬上就土崩瓦解。如果人口過於繁盛而超出草場承受能力,意氣風發的新貴也一樣會慘澹收場。在大量人口選擇遷徙出草場環境,也可能無法適應新的土地生產模式。歷史上的斯基泰人與突厥人都做的比成功,匈奴與蒙古人則無疑是反面例子。
歷史上,草場的主人們除了與水道帝國長期對抗,還不得不同另一個文明熟悉發生聯繫。這便是草場帝國的前生綠洲帝國。
正在交易的粟特商人與回鶻武士
綠洲帝國
綠洲帝國主要分布在歐亞內陸 但不僅限於此
綠洲帝國當然是以一系列間隔的農業定居點為依託,形成的獨特文明網絡。儘管他們很容易受到周邊任何強勢文明的影響,但從結構性而言是非常獨特的。而且他們總是分布在草場帝國附近,顯得與後者關係極為密切。
這是因為在文明出現的的早期,很多後來的還是可以農耕定居的好地方,季節性河流在那個階段也可能是滋養一方的湖泊。所以,無論是在中亞腹地還是更東方的西域,都曾經是類似早期河道帝國的樣子。在後世居民只能依靠馬匹和駱駝前進的區域,早年甚至可以直接順流行船。在氣候逐漸乾旱後,環境變得異常脆弱。大規模的人類活動,又進一步加速了荒漠化進程。最終就成為了分散在各個獨立定居點內的眾多小型城市或國家。

環境惡劣的羅布泊 曾經也是何以行船的豐美綠洲
由於和草場帝國有著共同起源,所以歷史上的綠洲帝國往往與前者都關係緊密。他們負責生產或提供多方平台,吸引遊牧勢力來幫助進行轉運和交易。這樣的獨特的生存形式,廣泛分布在早期的蒙古高原南部、西域和中亞各地。他們中的佼佼者會成為雄霸一方的勢力,失意者則會成為河道帝國或草場帝國的邊境附庸。前者就是公元前的早期波斯帝國,公元1世紀建立的貴霜帝國和後來的白匈奴。後者則是在他們廢墟基礎上獲得新生的索格狄亞那,以及眾多網布期間的粟特商業城市。
但「綠洲模式」也絕非只存在於內陸。對於生產力貧乏的古人而言,茫茫大海同樣是另一種形式的沙漠。如果沒有掌握後世的季風航行能力,穿梭於各個體量巨大的潛在市場,那麼就只能沿著海岸艱難前行。像希臘人和腓尼基人那樣,尋找合適的小塊落腳點,然後向著下一個方向出發。古典時代希臘城邦和腓尼基城市,就是在這個原理下發展起來的。他們在地中海沿海,恍如粟特人和西域小邦分布在歐亞大草原的邊緣。儘管很難長大,也可以產生雅典同盟或伯羅奔尼撒同盟一類的政治實體。

環繞地中海的古希臘世界
以粟特城市為核心的 中亞腹地
環繞在塔里木盆地沙海兩側的西域城市
在沒有海上強權來扮演「草場主人角色」時,希臘人和腓尼基人可以自己組織貿易網絡。而當有人足以威懾和保護他們時,他們也會很自然的選擇順從。這也是漢朝使節在西域各地看到當地人服從匈奴,和唐朝和拜占庭使節都注意到粟特城市依賴突厥的原理。
後來的蒙古帝國能輕易征服中亞,並在當地長期作為一股勢力存在,還是靠著類似機制。他們在中亞與西域各地,扮演了羅馬在地中海世界的必然選擇。
蒙古人在中亞 就好比羅馬帝國在希臘
軍團帝國
鼎盛時期的羅馬帝國 以其麾下的軍團為載體
羅馬的起源是一個類似希臘式的城市國家。但經過了500-600年的發展,成為了雄霸地中海世界的龐然大物。在公元前3世紀,他們向後擊敗了宿敵迦太基,又在之後的幾十年里控制了東地中海。這個時期的他們,已經是非常濱海的「綠洲帝國」。但之後的200年里,一系列危機卻使其變為了更為奇特的軍團帝國。
在首次遭遇日耳曼人南下攻略後,羅馬人開啟了軍團職業化進程。原有的綠洲帝國模式被他們自己放棄,逐步演變為特有的軍團帝國模式。過去,他們以各個獨立的「海洋綠洲定居點」為載體,現在卻換成了可以隨時移動軍隊。相對獨立的軍團體系,可以在邊境外獨立行動,為羅馬建立更多遠離「地中海草原」的外省,讓共和國徹底朝著帝國化方向發展。凡是羅馬軍團可以觸及的地方,都是這個帝國的領域。
軍團走到哪裡 羅馬大道就建到哪裡
相應的,軍團失去對什麼地方的威懾,也會自動解除對那裡的管轄權。整個帝國的安危,就完全寄托在幾十個精銳軍團身上。凱撒拿下的高盧、奧古斯都兼并的色雷斯,都是這層轉變的重要開始。當條頓森林堡戰役的噩耗傳來,屋大維想的並不是立即報仇雪恨,而是為軍團的覆滅而痛心疾首。這其實也反應了羅馬文明的結構性死穴。
軍團帝國的另一個重大缺陷,就是非常容易陷入內戰。鼎盛時期的羅馬帝國,本身就在內戰中孕育而生,最後在內戰中迎來顛覆性的3世紀危機。由於軍團才是帝國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任何內耗都是在殺傷帝國文明的「健康細胞」。當合格的兵源枯竭,卡拉卡拉皇帝下令全面下放公民身份,實際上也表明帝國已進入亞健康時代。
凱撒這樣的超級軍頭 對軍團載體做大了最大化利用
羅馬帝國本身就建立在軍團內戰之上
此後新建立的眾多軍團,戰鬥力一落千丈而精氣神完全喪失。為了爭奪日益狹窄的生存空間,他們又很樂意被鼓動起來繼續內戰。逼著羅馬上層必須將更多外族人口招募為常備軍,並將大部分兵力圈定在固定區域內。時間一長,很多羅馬軍區被繼續打碎為更小的堡壘駐地。
當西羅馬在公元5世紀壽終正寢,超量繁殖的軍團也就徹底失去節制自己的那個中心。無論他們是說拉丁語的帝國遺民,還是說各種日耳曼方言的軍事移民,都不可避免的進行重新組合。前代軍團帝國的遺產,也就逐步轉化為中世紀特色的采邑帝國。
越來越小的軍團駐地 最後演變為中世紀的采邑
采邑帝國
沒有采邑制就沒有中世紀和後來的很多歷史
在羅馬人的軍團帝國廢墟上,歐洲人又經歷了三個世紀的不斷嘗試。從8-9世紀開始,具有很高自主性的封建采邑制度,開始得到大面積推廣。這既是安全形勢惡化後的無奈,也是資源匱乏所帶來的必然結果。他們的接觸代表,不僅有法蘭克人的加洛林帝國,也包括了德意志地區的神羅羅馬和其他細一些大型王國。
簡單比較後期的軍團和中世紀的采邑,其實都以拱衛地區安全為出發點。除了軍隊組織與武器技術外,最大的不同之處是采邑所有者可以獲得的利益保障。儘管晚期的羅馬軍頭,可能已經是轄區內的覺得權威者,但其地位的繼承權卻沒有制度性保障。也就是說,他們無論是忠是奸,都脫離不了軍閥屬性。這樣讓他們同皇帝等上層的關係非常微妙。基層士兵同樣沒有制度性的土地保障,容易和長官出現矛盾,也不不願意為舊體制浴血奮戰。
采邑制度不僅保障權利也規範了義務
采邑制度則從數個層面修正了這個Bug。不僅公爵、男爵級別的大型領地持有者,具有了家族繼承權,連最基層的普通騎士也能獲得一紙保障。這樣,可以激發所有人的作戰熱情。同時,對於采邑所有者所應該承擔的義務,也有硬性規定。這樣就避免了過去由軍閥和皇帝之間的很多內耗損傷。當然,這些新制度都可以再由雙方協調,絕非鎖死不變。這就讓表面上看似非常渙散的中世紀歐洲,在面對不同文明的入侵者時反而顯得最團結。
在采邑制基礎上衍生出來的長子繼承制,則在穩定舊軍政結構的基礎上,製造了大批無法分割土地的有能力者。他們或是加入教會成為早期文官體系的一員,或是靠著自己的武力優勢去闖蕩他鄉。條頓騎士團在波羅的海的拓邊,七次浩浩蕩蕩的十字軍東征,還有耗時數百年的西班牙光復運動,都以這些人貴族武士們的次子為主力。
再征服運動這樣的長期戰爭 少不了采邑騎士參與
地理大發現 同樣以采邑騎士為先鋒
當陸地戰場以不能滿足他們的功績需求,揚帆出海就成為了不二之選。相比完全逐利的商人,貴族武士的野心更大,在堅毅程度與忍耐力也遙遙領先。正是從各地采邑走出來的他們,敢於率領船隻闖蕩那些被老海員們視為不能嘗試的禁區。這也才有了人類對於世界各海區季風與水文情況的初步探索,並催生了前文所說的季風帝國。所謂六道輪迴,在漫長的世界歷史進程中,同樣有著形式各異的體現。
當然,在歷史上還有過很多跨界發展的文明和國家。但放在當時的環境下,他們或多或少都需要將主要精力集中於某一方面,才能獲得收益的最大化。任何違背這個規律的嘗試,要麼規模有限,要麼慘澹收場。
盛極一時的蒙古帝都 哈爾和林
鄭和下西洋其實也與河道帝國理念相衝突
隨著工業化時代的來臨,人類的文明發展才越來越不需要依託某種固定的載體。跨界打劫的全方位推進成為了可能。回看本文所敘述的人類歷史發展,無疑就是一部「化廢為寶」的升級過程。只有更加廣闊的視野,才能帶來更有深度的挖掘,最後化為更為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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