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笑史
商朝形勢圖
歷經600餘年的商王朝在紂王帝辛的統治下，矛盾重重，刑罰酷虐，整個社會動盪不安，甚至出現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亂局面。與此同時，商的西方屬國———周卻迅速發展和壯大起來，並積極策劃伐紂滅商的宏偉大業。牧野之戰，就是周武王在呂尚等人輔佐下，率軍直搗商都朝歌(今河南淇縣)，在牧野(今淇縣以南衛河以北地區)大破商軍遂使商朝滅亡的一次戰略性決戰。《荀子》曾指斥商紂「獨夫紂」，從此便有了「民賊獨夫」一語。到了漢代，司馬遷對商紂亡國的原因作了總結：「妲己之言是從以酒為池，懸肉為林，長夜之飲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司馬遷的文章有兩點應注意：一是對商紂的淫暴描述詳細；二是首次提出妲己之名。
實際上，早在春秋時期，對商紂亡於淫暴的說法已有人提出懷疑。子貢說：「紂之不善，不如此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這個意思，很象我們今天所說的牆倒眾人推的味道。憑心而論一朝興亡，絕非偶然，不是一兩個女子就會鬧到社稷傾頹、江山易代。況且，以商紂來說，也不是一個等閒之輩。商紂本人文武兼備，聰穎過人，與比於、微子、箕子相較，出類拔萃，在王儲中不能不說是一位佼佼者。楊伯陵《左傳》注引《史記·律書》說：「殷紂，手縛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確係一代英王。但牧野一仗，土崩瓦解，朝歌陷落，國滅身死，究其覆亡原因應是多方面的。
紂王與妲己（劇照）
一、獨斷專行，眾叛親離
商朝社會的矛盾包括兩方面：一是奴隸、平民與統治階級的矛盾，二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奴隸、平民與統治階級的矛盾就是奴隸、平民與奴隸主及商王之間的矛盾。商朝後期統治殘暴腐朽，奴隸主貴族異常貪婪，殘酷無情地剝削平民、驅使奴隸，許多奴隸還被活活殺死殉葬。商紂王更是自恃才高，獨斷專行，並任用姦邪小人，不斷增加賦稅。卜辭中有「喪眾」，「王途眾人」的記載，說明當時的黑暗統治已經激起了百姓的反抗和奴隸的逃亡。對此，紂王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濫施酷刑並肆意屠殺百姓，這樣更進一步激起了下層社會對貴族以及商紂王的強烈不滿和反抗。殘暴的最終結果只能是失去民心，而民心所向，關乎國家的興衰存亡。
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突出表現在王權與貴族利益的矛盾。首先，《尚書·牧誓》記載，周武王伐紂時曾經指出紂的罪責之一就是「昏棄厥肆祀，弗答」。這句話意指紂王對祭祀宗廟這樣的大事，不聞不問。這很可能說明當時商紂王感到自己在行使王權時受到了神權的牽制，因而拋棄神權，目的是維護自己的王權。這一行為必然觸動大部分僧侶貴族的利益，並和守舊派的觀念相牴觸，因而激化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導致微子等貴族不斷向紂王發難，直至後來投奔周武王。
商朝青銅器
其次，《尚書·牧誓》記載:「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尚書·立政》也記載:「暋羞行暴德之人，同於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於厥政。」從中可以看出：商紂王打破常規，任用奴隸中有才幹的人士，而對守舊無能的奴隸主貴族兄弟則疏遠、調離或不任用，這勢必會大大觸犯貴族們的整體利益，從而激化了統治內部的矛盾，結果也只能是眾叛親離。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商的滅亡。
二、連年征戰，勞民傷財
商紂王在位期間，西北地區有鬼方、周、吉方、土方和羌方，在東南有夷方等比較強大的部落和方國。這些部落的首領與商為敵，不斷騷擾邊境，紂王對其展開了討伐戰爭。戰爭雖然使大部分小國成為了商的屬國，在客觀上擴大了商的疆域，但是商朝對屬國實行分封制管理，屬國的奴隸們不僅要忍受本國奴隸主的剝削和壓迫，還要向所屬宗主國納貢，沉重的雙重負擔使他們的反抗意識與日俱增，與殷民族的矛盾日益突出。與此同時，部分屬國的首領並不甘心自己的臣服地位，一旦自己力量強大，就不斷伺機進行反抗，因此商朝和各屬國的矛盾同樣十分尖銳。連年征戰的結果是缺兵少糧、勞民傷財，商國力大損、元氣大傷，正如《左傳·昭公十一年》所記，「紂克東夷，而殞其身」
牧野之戰地圖
三、經濟薄弱，國力不強
在社會經濟以及生產門類中，商代依然以畜牧業為主，對經濟管理如農牧業的調濟上，墨守舊規，不事發展，滿足現狀。人類社會的發展，依照獲取生活資料的方式以及生產本身發展的規律，大約在原始社會.以漁獵和採摘為主。到了氏族社會，以畜牧業為主，已將狩獵發展為畜養放牧。到了氏族社會末期，農業開始發展，殷商王朝後期，剛剛走出氏族社會，仍是以畜牧業為主，農業開始發展。這裡特別引起我們深思的是，商代銅的冶煉鑄造技術相當高，出土的大小銅器千件萬件，有兵器、禮器、樂器，以及大量貴族生活用具，但是農具卻不足百件。因此，可以說，儘管當時青銅的冶煉及鑄造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並沒有用來裝備農業生產，從而使它完成改變石器時代農業生產水平的變革。
牧野之戰古戰場
從迄今所掌握的史料看，商代的農業生產，基本上沒有從石器時代擺脫出來，依然是屬於石器時代的原始農業，總之,，青銅技術與農業生產是相脫離的，當時所使用的仍是蜃器和石器。在生產組織上，不用說仍是大規模的奴隸集體耕作。這樣的生產工具和生產組織，農業是很難發展的。因此郭老說，商代末年「還是以畜牧為本位」。其時正是帝乙帝辛(紂)父子兩代大規模向東夷用兵之際。試想以這樣的經濟實力，支持遠距離而且是曠日持久的戰爭是很困難的。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就商朝而論，以牧業養活這樣一支龐大軍隊，長時期暴師於野，國力的耗損，自然會加緊剝削壓榨。這就激化了奴隸反抗、民怨鼎沸、軍心浮動，故而朝歌城下一戰，是這一形勢的理所當然的結局。相比之下，周比較早的重視了農業生產，這在《詩經》中有充分的反映。《公劉》篇詳細地描述了周先祖經營農業的苦心孤詣，社會經濟實力大增，這就為部族發展，以及以後的武王滅商，揮戈東進，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姜子牙（劇照）
四、戰略失當，腹背受敵
從帝乙(紂之父)開始，已覺察到西伯用心，意在滅商。為了安定後方，不得不長期對東夷作戰，到了帝辛時期，更是連年征討，頻繁用兵。戰爭的結果，東夷雖受到打擊，但財力損耗巨大，殷人流血過多。已無暇應付武王東來之勢。當時殷商武裝力量深陷淮水流域，重兵在外，姬發乘虛而入，商紂腹背受敵，難以應戰。與殷紂相反，西伯姬昌在攻打殷商之前，先安定後方，掃清外圍，使自己無後顧之憂。
文王擊退犬戎和密頓(今甘肅東部，與陝西接壤處)後，進而滅祟，祟位於灃水以西，約當今陝西戶縣一帶，與周僅以渭河為界，隔河相望。祟侯虎是殷商王朝的得力將才，祟是殷商抵禦西周的前哨陣地，祟被滅後，西部屬國喪失殆盡，唇亡齒寒，商王朝直接受敵。接著周相繼滅商的東部屬國滅黎(今山西長治)、滅邗(今河南沁陽)，把戰爭推進到殷商心腹地帶，使其在戰略上處於完全孤立境地，接著大會諸侯於孟津，所謂「諸侯而會盟者八百」，爭取了盟軍，建立了廣泛的反殷戰線。且在進軍途中，對軍隊作了鼓動和宣傳，有充分的戰備思想，謹慎從事，作了周密的戰略布局。
周武王（劇照）
而殷商王朝在武王強勁軍事壓力下，沒有從戰略角度組織國人應戰，沒有最大限度地動員國人投入戰爭，無視奴隸的反抗情緒，一味祈求鬼神，相信天命，雖有眾兵，由於民存二心，戰鬥力極微弱。在戰略失當的制約下，進人戰鬥過程，則處於被動挨打地位。《荀子·儒效篇》描述武王滅商，進軍朝歌時說：「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旦壓於牧之野。」這說明周武王已兵臨城下，商都已岌岌可危。這時的紂王，龜縮朝歌，已無計可施，迫於無奈，只好匆忙建師，驅使戰俘，以虛迎實，倉促迎戰，這些人毫無準備，且意存二心，本來就不滿毀紂的統治，故而戰鬥一交手，前徒倒戈，戰局失利。在具體戰術及戰陣布局上，商紂因循守舊，仍採取牧獵圍狩之法，周則採取列隊進攻，改變各自為戰散勇狀況，既有科學的陣法及編隊，又有嚴格的軍紀法令，這就大大增強了戰鬥力。
五、環境惡化，平衡失調
人為因素造成環境惡化和自然資源的日漸匱乏，經濟活動的過度聚集造成生態平衡失調，這些都與商朝的滅亡有很大關係。商王朝建立後，隨著統治地位的穩定，都城建設不斷加強。以考古資料為據，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動用大量人力修築城垣，都城規模不斷擴大。二是大興土木，營建宮室。三是大力發展各種手工業。城垣、宮殿等浩大工程建設和各種手工業、畜牧業、狩獵業的發展，對當時的商朝生態環境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對都城周邊森林資源的過度消耗，這種永無止期的日常生活和過度聚集的經濟活動，使鄭州地區原本繁茂的植被和豐富的森林資源遭到嚴重破壞，甚至出現枯竭的危機。
周武王雕像
而森林植被的破壞和不斷減少，又引發了水土流失、野生動物逃匿、洪禍旱災等諸多問題，以至生態平衡嚴重失調，難以支撐都城的生存和發展。也就是說，人類文明與生態環境緊密相連，人類藉助進步的工具和技術，嚴重破壞土地生產力，導致所在地區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的毀滅。商朝的發展進程大概也是如此。生態環境的缺陷和退化使得手工業原料日顯不足，也導致商朝經濟走向衰落。商政權建立後隨著國家的鞏固和強盛，加之古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青銅器製造已是商王朝控制的最重要的手工業，用於軍事、農事和祖先崇拜的青銅器的需求很大。發展青銅冶鑄業，首先就要有充足的礦石原料，可鄭州地區恰恰缺少這些礦藏，礦產資源先天不足。從根本上說，是生態環境惡化導致了生存危機，而生存危機又誘發並強化了社會危機，從而使曾經創造早期燦爛文明的商朝，終因難以提供文明發展的基本環境保障而走向滅亡。
參考文獻：《荀子》、《史記》、《尚書譯註》、《甲骨卜辭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