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技術的快樂
宋代的城市文化生活
宋代高度發展的商品經濟不但深刻影響人們的日常行為, 而且也逐漸浸入到他們的生活觀念中。 宋代打破秦漢以來的坊市分離局面, 實行廂坊制度, 宋太祖建隆三年 (962) 下令拆除坊牆, 沿街允許開設店鋪, 實行 「市街結合」 的城市制度。 在這一制度下, 住宅區和商業區連成一體, 從而擴大了城市的規模, 隨之而來的就是人口的激增,
據學者統計東京城內最繁盛時期人口高達150萬,而南宋的臨安人口也曾高達一百二三十萬之餘, 都是世界上名副其實的大都市。 城市經濟的發展, 帶動了城市文化的發展, 城市文化則體現了宋人的生活情趣。宋代 「不立田制」, 農民和土地之間的依存關係相對鬆散, 農民有了相對的人身自由, 北宋天聖五年 (1027) 十一月, 朝廷下詔： 「江淮、 兩浙、 荊湖、 福建、 廣州南軍……自今後,
客戶起移,更不取主人憑由, 須每年收田畢日商量去住, 各取穩便, 即不得非時衷私起移； 如是主人非理攔占, 許經縣論詳。」這有利於農民向城市的匯集, 為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充實的人力資源, 如法國著名漢學家謝耐和說： 「11—13世紀的人較之於唐代、 六朝或漢代更經常也更樂意流動。 事實上, 商業大潮流帶動著人流： 船夫、搬運工、 水手、 商人, 間或定期長途往返。 ……農村生活困難,
城市小職業數量與類別繁多, 作為財富中心與娛樂中心的城市富於吸引力, 凡此種種都促使遊民與貧民流向大居民點。」
宋代城市發展的特點就是從城市的政治、 軍事功能向經濟功能的轉變, 如在都城的選擇上, 其經濟的因素就顯得較為突出, 例如後晉石敬瑭在遷都詔書中說：為國之規, 在於敏政; 建都之法, 務要利民。 歷考前經, 朗然通論, 顧惟涼德, 獲啟丕基。 當數朝戰伐之餘,是兆庶傷殘之後, 車徙既廣, 帑廩咸虛。 經年之挽粟飛芻, 繼日而勞民動眾, 常煩漕運, 不給供須。 今汴州水路要衝,
山河形勝, 乃萬庾千箱之地, 是四通八達之郊。 爰自按巡, 益觀宜便, 俾升都邑, 以利民兵。 汴州宜升為東京, 置開封府。史念海先生說： 「石晉把汴州建為國都, 這純粹是為了經濟原因。 這也可以說是受了運河的誘惑。」開寶九年 (976) 宋太祖巡幸洛陽, 更有意以洛陽為國都, 還說 「遷河南未已, 久當遷長安」,但此意立即遭到包括晉王趙光義在內的臣僚的反對,
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就說： 「東京有汴渠之漕, 歲致江、 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 咸仰給焉。」考慮到洛陽現實的困難, 宋太祖也最終打消了遷都的念頭。 宋室南渡之後最終將都城選擇在了臨安(杭州), 這固然是因為金人已突破長江天險, 臨安素有 「有重江之阻」, 它能有效地抵禦金人的騎兵侵襲, 高宗君臣欲以此蓄養國力, 徐圖恢復。 但若仔細考究, 臨安最終被定為國都,
還在於它經濟優勢。 臨安既是富庶兩浙的中心, 又是京杭大運河的終點, 經過吳越數十年的經營, 至北宋中葉一躍而成為 「東南第一州」, 這種相當規模的城市體制和比較雄厚的物質基礎, 恰恰是作為國都所必需的。 因此, 宋代的城市發展是在經濟力量的支撐下發展起來的,改變了以往主要以州縣城為主體的城市發展格局。
宋代城市發展的另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政府特意為城市人口建立戶籍, 宋真宗天禧三年 (1019) 十二月, 「命都官員外郎苗稹與知河南府薛田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 從戶部尚書馮拯之請」, 這樣城市中的工商業者和手工業者也和農民一樣成為國家的正式編戶,「宋代明確區分民戶為坊郭戶與鄉村戶, 並將城市人口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而計入政府單列的戶口登記體系, 畢竟是我國城市發展史上的首次,
它使得城市傳統意義上以政治職能為主的特點迅速讓位於經濟職能, 並就此拉開城市化進程的大幕」, 以坊郭戶為代表的城市商業者和手工業者, 他們在推動城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 逐步發展成為新興的城市市民階層, 孕育並生成了具有市民特色的城市娛樂消費文化。 日本學者加藤繁指出： 「當時 (宋代) 都市制度上的種種限制已經除掉, 居民的生活已經頗為自由、 放縱, 過著享樂的日子。 不用說,
這種文化, 是由於都市人口的增加, 它的交通商業的繁盛, 它的財富的增大, 居民的種種慾望強烈起來的緣故」, 市民階層的這種自由、 放縱和追求享樂的生活心態, 促成了都市風情、 文化娛樂的產生。
據 《東京夢華錄》 一書所載：正當輦轂之下, 太平日久, 人物繁阜, 垂髫之童, 但習鼓舞。 班白之老, 不識干戈。 時節相次, 各有觀賞, 燈宵月夕。 雪際花時, 乞巧登高。 教池游苑, 舉目則青樓畫閣, 繡戶珠簾, 雕車兢駐於天街, 寶馬爭馳於御路。 金翠耀目, 羅綺飄香, 新聲巧笑於柳陌華衢。 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 八荒凈法湊, 萬國咸通, 集四海之珍奇, 皆歸市易。
會寰區之異味, 悉在庖廚。 花光滿路, 何限春遊, 簫鼓喧空, 幾家夜宴。 伎巧則驚人耳目, 奢侈則長人精神。從孟元老的歷史追憶中, 人們依然能夠感受到北宋都城汴京的生活風情： 承平日久, 商貿繁盛, 廣大的市民階層盡情地追逐身心的享樂, 如商品經濟的意識已經滲透到傳統的民俗節日中去, 根據《東京夢華錄》 一書的記載, 北宋時代的人們非常重視節日,
主要的節日有正月初一年節、 元宵、 清明節、 端午、 七夕、 中元、 中秋、 重陽、 天寧節、 冬至等, 這些節日大都帶有市民娛樂的色彩,例如正月初一年節：士庶自早, 互相慶賀, 坊巷以食物, 動使, 菓實, 柴炭之類。 歌叫關撲, 如馬行潘樓街州東宋門外州西梁門外踴路, 州北封丘門外, 及州南一帶, 皆結彩棚。 鋪陳冠梳、 珠翠、 頭面、 衣著、 花朵、 領俅、 靴鞋。
好玩之類,間列舞場歌館, 車馬交馳, 向晚貴家婦女。 縱賞關賭, 入場觀看。 入市店飲宴, 慣習成風。 不相笑訝, 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 小民雖貧者, 亦須新潔衣服, 把酒相酬爾。
再如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後, 開封府絞 (結) 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 遊人已集御街。 兩廊下奇術異能, 歌舞百戲,鱗鱗相切, 樂聲嘈雜十餘里。 擊丸、 蹴鞠, 踏索上竿, 趙野人倒吃冷淘, 張九哥吞鐵劍, 李外寧藥法傀儡, 小健兒吐五色水。 旋燒泥丸子, 大特落灰藥榾柮兒雜劇。 溫大頭, 小曹嵇琴, 黨千簫管, 孫四燒煉藥方。 王十二作劇術, 鄒遇, 田地廣雜扮,
蘇十, 蒙宣築毬, 尹常買五代史, 劉百禽蟲蟻, 楊文秀皷笛, 更有猴呈百戲, 魚跳刀門, 使喚蜂蝶。 其餘買藥買卦, 沙書地謎, 奇巧百端, 日耳新目。再比如七月七夕：潘樓街東宋門外瓦子, 州西梁門外瓦子, 北門外, 南朱雀門外街, 及馬行街內, 皆賣磨喝樂, 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裝欄座, 或用紅紗碧籠, 或飾以金珠牙翠。 有一對直數千者,
禁中及貴家與士庶為時物追陪, 又以黃蝤(蠟) 鑄為鳧、 雁、 鴛鴦、!!、 龜、 魚之類。 彩畫金縷,謂之水上浮。 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種粟令生苗, 置小茅屋花木, 作田舍家小人物, 皆村落之態, 謂之谷板。 又以瓜雕刻成花樣, 謂之花瓜。 又以油麵糖蜜造為笑靨兒, 謂之果實。 花樣奇巧百端, 若捺香方勝之類, 若買一斤, 數內有一對被介冑者如門神之像。 蓋自來風流, 不知其從, 謂之果實將軍。
又以菉豆、 小豆、 小麥於磁器內, 以水浸之,生芽數寸, 以紅藍彩縷束之, 謂之種生。 皆於街心彩幕帳設出絡貨賣。 七夕前三五日, 車馬盈市, 羅綺滿街, 旋折未開荷花。 都人善假做雙頭蓮, 取玩一時, 提攜而歸。
從上面的記述可以看出, 宋代都城開封市民在節日期間的文娛生活是多姿多彩的： 在節日裡人們普遍穿上潔凈的衣物, 去舞場歌館, 去觀看各種雜技表演, 如口吞鐵劍、 口吐五色水； 更有動物雜技如 「禽蟲蟻」 「猴呈百戲」 「喚蜂使蝶」, 從中可以看出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 在瓦子觀看雜劇, 聽人彈奏 「嵇康琴」； 除此而外,在節日中還有大量市民參與的體育活動, 擊丸、 蹴鞠、 鞦韆等。
熙熙攘攘的人群, 嘈雜之聲蔓延二里之餘。 不僅民間, 官府也呈現在一片奢靡、 歡快的節日氛圍中, 「大內之歲前冬至後, 開封府結縛山棚立木宣德樓」 「禁中及貴家與士庶為時物追陪, 又以黃蝤鑄為鳧、 雁、 鴛鴦、!!、 龜、 魚之類」。 在紛擾熱鬧的文娛活動背後,人們可以看到眾多商業活動的背景： 人們在遊玩賞析活動之後,「入市店宴飲」, 而且宋代的酒樓、
茶肆往往也是文化表演的場所,是文化休閒的重要區域； 在東京的市區內, 有買藥算卦的, 有買五代史的, 還有製作精巧的花瓜、 油麵糖蜜製造的果實——笑靨兒等。 既體現了商品經濟的發達, 又表現了開封手工業者們的精巧,其背後是市民階層生活情趣和審美意識的再現, 市民的生活情趣已經在商品經濟的刺激下被廣泛地開發出來。
代表了一種不同於傳統農業社會生活的風格： 那就是生活的隨意化與追求生活的享受化,它已經不再是那種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的有規律的生活節奏,宋代城市打破了坊、 市的界線, 商業活動在打破空間限制之後, 經營時間也不再僅僅局限於白天, 「夜市」 的興起就是一個最為明顯的標誌, 如東京 「夜市直至三更盡, 才五更又復開張, 如要鬧去處, 通曉不絕。 尋常四稍遠靜去處, 夜市亦有燋酸豏、
豬胰、 胡餅和菜餅, 獾兒野狐肉, 果木翹羹, 灌腸, 香糖果子之類」, 可見北宋開封的夜市經營不僅在城中, 就連城外也有以特色飲食為主要經營的夜市； 南宋臨安夜市盛況也並不遜色於開封, 「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 夜交三四鼓, 遊人始稀； 五鼓鐘鳴, 賣早市者已開店矣。 ……其餘街道坊巷, 亦有夜市撲賣果子糖等物, 亦有賣卦人盤街叫賣, 如頂盤擔架賣市食, 至三更不絕。 冬月雖大雨雪,
亦有夜市盤賣」。 除此而外, 宋代城市與農村之間還有大量的 「草市」, 這是一種自發的商品交易市場, 是溝通城鄉經濟交往的重要途徑, 同時也是把城市文化輸往鄉村的重要中轉, 因此宋代的社會生活情趣就是城市文化對鄉村文化的改造, 是商品經濟衝擊下農村文化自解體的過程, 市民的民俗文化逐漸為社會所接受, 從而構築起了宋代文化興盛的社會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