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白華
「怎麼就出了天大的事！怎麼就出了這天大的大事？」從甘肅貧困地區到北京打工的方姐又驚又急。
方姐自己也正焦頭爛額，但聽到前東家的重磅消息，她顧不上自己的煩心事，一迭聲地問，像是自言自語，又好像是急於從別人那裡得到答案。
方姐的家鄉在苦甲天下的甘肅定西，她來北京二十多年了，先是做住家保姆，現在是做鐘點工，她人忠厚，幹活又麻利，想找她做工的東家恨不得排隊預約。
出事的，就是她幹了好幾年活的前東家。
街頭上，「愛國 創新 包容 厚德」的標語有點年頭了，在風中飄蕩。北京精神這八個字，就是與她一樣也曾是外省底層青年的前東家當年策劃提出的，從創意到出台，從進入地方課本到中小學生要背誦，風行一時。
方姐的前東家來自於安徽，與甘肅同為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
而巢湖又是這個欠發達省份中更欠發達的地方。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安徽是重災區，餓殍遍野，巢湖則更加慘烈：一個出嫁的姐姐，從揭不開鍋的婆家偷偷拿了僅有的一點米，悄悄讓弟弟帶回娘家。弟弟帶著米，半路上被飢餓者強行搶奪，回到家，弟弟餓得奄奄一息，又愧疚至極，上吊而死！
那一年，因下令解散公社食堂而被逮捕的那個省的副省長張愷帆，寫下了一首短詩：
建國十年久，
黎元尚菜糠。
五風吹不盡，
慚愧吃公糧！
那一年，也就三年災情最嚴重的1960年，一個小男孩呱呱墜地，出生在巢湖岸邊的一個小村莊：廟崗公社魯集大隊。在那裡，他度過了人生的前二十年。十八歲高考落榜後，他做了回鄉知青，當了兩年的民辦教師。他就是方姐的前東家。
魯集小學
而他的故鄉，曾是聞名全國的保姆之鄉。因為貧窮，因為地少人多，這裡一代代勞動婦女北上南下做保姆，滾雪球般一個帶一個，蔚然成為品牌。多年前曾有一部電影《黃山來的姑娘》，講的就是這裡走出的保姆姑娘在北京的勵志故事。
無人能想到：三十多年後，他成為史上最勵志的民辦教師，把同為民辦教師出身的司法部原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盧恩光遠遠甩在身後。
檢索相關信息可知：縱已位極人臣居廟堂之高，他依然幾乎每年都回故鄉廟崗過春節。從廟崗，高居廟堂，從廟堂，再回廟崗。
而1980年的貧瘠的廟崗，已安放不下一個二十歲青年的荷爾蒙。他後來常愛對部下們說的話「人生為做大事而來」，不知是否是在那時暗自立下的誓。
多年後的鐵窗高牆中，他也許會想起那個遙遠的一天：處江湖之遠的他拎著簡單包裹，懷揣親戚的推薦信，南下幾千公里之外的陌生南國，有幸在一家國營工廠做了再也不用種地的工人。
一路騰挪，從工人，到南國那個省級法制報，再調往國字頭的單位做一名新兵時，他已31歲。據英文報紙《華爾街日報》報導，調進前幾周，他才匆忙解決了「組織問題」。
而那個國字頭新單位，倘若你年少輕狂、自我介紹畢業於北大清華人大，同事們不會有人抬起頭多看你一眼的。
但這個電大大專生在這藏龍臥虎的新單位風生水起。多年後，他去上海參加陸家嘴某金融大廈的奠基儀式時，依然津津樂道回憶當年自己做的敏感調查報導，鼓勵手下也要「拿猛料、出猛稿」。
有人回憶：那一年，他的手下來回跋涉六七個小時，到達那個自治區最邊遠的縣的最邊遠的寨子去採訪，稿件成功上了國字頭黨報，縣委設宴感謝。他問：「你是縣委領導，你去過那裡沒有？」對方說：「沒有。」他說：「這樣吧，我們的記者走了幾個小時的山路，你就罰酒喝幾杯！」縣委辦主任認罰了7杯酒。
十年後，他再次拎著一包隨身物品，春風北上。
美國鄉村民謠說——
如果你愛他，就讓他來紐約；
如果你恨他，就讓他來紐約。
可以把紐約換成長安、換成北京。一千多年前，外省青年白居易中舉來長安謀發展，老同志、老詩人顧況傲慢地對他說：「長安米貴，長安居，大不易！」
前東家剛來京，被安排暫借居於蝸居，與單位眾生同住。一日，樓道里到處是垃圾，鄰人們皆側身罵「誰這麼缺德！」罵了就罷，只有他循著垃圾一路找過去，下樓追上那個鄰人，大聲呵斥他沒有公德：「你倒垃圾怎麼倒的！竟然邊倒邊撒！」鄰人羞愧。自此樓道里不再有「散裝」垃圾。
他以另一句名言「人要睡那麼多覺幹什麼？幹活！」在居大不易的京城站穩腳跟，到2015年他被美國《時代》雜誌評為全球最有權勢的百人之一，至此，到達人生的巔峰。長安居，已大易。
他的故鄉，雖然曾經貧困，但文風很盛，魯集村的村民，基本都是同姓同宗的本家，孩子們很多都考上了大學。
更令鄉人們自豪的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傷痕文學的代表作、電影《天雲山傳奇》，就出自他的本家叔叔魯彥周之手，改編於他的同名中篇小說，作品力透紙背，沉重追問「左禍」對中華民族的危害之深，魯彥周也憑此摘下中國電影首屆金雞獎最佳編劇獎，被譽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
像他的本家叔叔一樣，在京城他也做起了「編劇」，然而是背道而馳的劇本，他沒有像他的本家叔叔那樣反思「左禍」，相反，他把一個姓周的青年帶到了台前，捧成名角。他做了「魯言周」。
與他的故鄉緊鄰的滁州，有個醉翁亭，比白居易更通達的歐陽修寫道：「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
少年白居易渴望朝而往，老年歐陽修嚮往暮而歸。
騎著電瓶車風裡來雨里去做鐘點工的方姐
此時此地：鐘點工方姐自己也焦頭爛額：原本她一家三口租住在北京一處狹小平房裡，雖然是蝸居，但好歹地處二環內的繁華地段，打工的丈夫和她自己上班都方便，日子還算安穩。可北京突然「情況緊了」，「要趕人」，房管所要她一周內退租。她只好臨時再找房，可同樣的平房，房東坐地起價，租金從一千元暴漲到兩千六！方姐負擔不起。
「唉！實在不行，我就只好跟丈夫孩子回老家了，我們前幾年打工掙了點錢，在宅基地上新蓋了房，回家去溫飽應該不成問題。」她說。
方姐回憶：那一次她在前東家幹完活辭工，前東家拿了一盒茶葉給她：「小方，這個是別人送的，給你吧，我們沒有開封過的，你別嫌棄。」
這是兩個曾經同為外省底層青年的人，最後一次人生交集。
只是，一個尚有勉強回得去的故鄉，另一個，已是迢遞不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