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唐代歸隱士人陸龜蒙的農家生活

7月
26
2020


分類:歷史
作者:黃雁青


史海任我行
在正史的記載中,陸龜蒙與大多數的唐代士人一樣,早年皆用心於科舉功名,只是他的運氣似乎不是很好,對於官場生活可能也不是挺適應,於是最終決定回家鄉種田去。見《新唐書.隱逸》:
從各方面的跡象來看,回歸鄉居的陸龜蒙似乎從未有過重回官場的念頭,政府也曾經仕途以「高士」之名征他做官,他也藉故不至。最後一次的徵召時,皇帝才剛發布詔令,他也已經過世了。在歸農這段期間,陸龜蒙寫下了許多知名的小品詩文,尤其是〈耒耜經〉一文,更是現代研究唐代農業發展的重要文獻。其他的小品文,也有許多與農學相關的議題。

陸龜蒙
然而,筆者以為單從這個角度觀察陸龜蒙的文章是不足夠的。在陸龜蒙這些詩文中,蘊藏著許多隱微難見的重要過程,正標示著唐代末期以來,士人隱逸的內在轉化歷程。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士人回歸農村的重要依據。
在他的筆中,士人隱逸不再沽名釣譽的求宦偏方,也不再是仕途失意下的逃避方式,更不是無意仕途的自我放逐,因為他為士人歸農找到了正當性。更甚之,他清楚的劃分了士與農之間的重疊與界線。士人回歸農村,依舊保持的士人的自覺與身份。並在這個基礎之上,一步步的重建殘破已久的農村社會。這正是陸龜蒙在士人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貢獻。
陸龜蒙詩意
《白蓮》
從管子提倡四民分業以來,四民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中的重要元素,管子的四民思想有著十分森嚴而不可跨越的界線:
表面上是一個嚴謹的階層組織,實際上依舊存在著相當程度的通融,尤其在士與農的關係上特別明顯:
這當中承認了農能夠上升為士,說明了士農之間本有相當程度的互通。另一方面,有關士為農的部分卻從未提及,大概管子本身也不認同這樣的作為。因此,士人歸農,往往只能用隱逸的活動來理解,這也是為什麼陸龜蒙被置於隱逸列傳的原因。
陸龜蒙詩句
在陸龜蒙的文章中,〈象耕鳥耘辨〉是一偏頗有異趣的文章。其文章的目的,在於試圖針對鳥獸為舜耕作之事,作一合理的解釋。他引用孟子的話:「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乖非聖人之意也。」藉以否定一般將堯舜事跡神化的說法。畢竟鳥獸皆是不識人性的畜生,又怎能受舜之感化而助其耕作。他的解釋是這樣的:
暫不論陸龜蒙的推論是否合於事實,這樣的詮釋方式卻也頗令人感到新鮮。
知名農史專家李伯重也曾嘗試對該文做出解釋,他以為「鳥耘」指的便是王禎《農書》中的「耘爪」,為一竹製或鐵制之農具,可以保護手指且增加除草效率。更重要的,是他在繁雜平淡的農事當中,悟出了一些行事之道,進而將這樣的理解投射到古代的聖王身上。至此,「象耕」與「鳥耘」不再是傳統儒家神話聖王的依據,而只是一適當的行事準則:施政要求端深,即穩健與深遠;去除弊病需求畏疾,即懼其蔓延擴散與迅速的處置。

《農書》中的「耘爪」
由此,農家的日常事物不再是鄙俗缺乏深意,稍將農事之理稍加類比推及他物,也可以是齊家治國的準則。他們不象是韓鄂或賈思勰那樣對於自己的歸隱生活感到慚愧,兩人書中的記載,因此也往往只著重於農業本身,缺乏意義上的深化。到了陸龜蒙身上,〈耒耜經〉一文除了一般農書具備「以備遺忘」的功能外,藉由實務農事的探討,也能夠達到「無愧於食」的心理功效,無怪乎他發出了這樣的感嘆:
他與陸贄相同,稱農民作「甿」,但立場上則沒有那麼尖銳。在諄諄告誡各項農事之際,他彷彿在精神上重回了三皇五帝的黃金時代。如此他才恍然發現到,教化的基礎正在這樣告誡的過程當中,而不是空頭的紙上文書而已。而教化的推行,則必須依賴士人本身方可。

陸龜蒙
迴文詩
在自我認同方面,陸龜蒙依舊保持著傳統士人的衿持,他也是這麼自我期待。因此他承續了四民分業的想法,認為士人依舊應該與農工商三民當有所區隔。但是和管子相同,他承認士農間的相通,且以為振奮躬耕的精神,正是士人賴以持家的基礎:
在親自服勞動的過程中,士人也藉此肯定了自我的價值。這樣的思路,陸龜蒙在他的〈田舍賦〉當中表達的更趨完整。確實,田園生活雖然悠閒,但這只是指精神上的層面而言,在肉體上卻是辛苦的,歸田的士人往往不能避免勞動。王維田園詩中的寧靜致遠,相信他掩藏了許多歸田生活中不足為人道處,才會讓他的田園生活表現的這般愜意。
因此,在稍微描述他的莊園生活後,陸龜蒙不免感嘆:「宜從野逸,反若囚拘,天隨子愀然而吁。」說明了田園的隱逸生活,與仕途相對之下,也不過只是從一個牢籠跳往另一個牢籠而已。因為這樣,他需要一個更明確的目標,一個更合理的解釋,讓他能夠持續樂在農村的生活中。
縱使勞動是歸田士人不可避免的生活要素,士人的勞力付出依舊必須適可而止,士人必須要有士人的自覺,不是一昧的與樸野的農民同化。另一方面,他依舊以為耕種是士人避仕下的唯一選擇,不仕則耕已然深深嵌進士人的深層思想當中。然而他還是這麼告訴自己:
入仕或許是許多唐代士人的人生目標,四民中的賢達有德者皆以入仕為務,本也不是壞事。但士人若缺乏這樣的自覺,卻造成了問題的根源。為此,陸龜蒙寧願只耕田,也不願意「以祿代耕」,一方面是出自於「故予懦夫,勤陋何疑」的自覺,也說明他對於農業事務的認同。抱持遠大的理想、強烈的慾望的士人,或不免「提新書,抱野史,上干天子之有司,而自謂登乎龍籍。」
陸龜蒙墓地
表面上是風光,最後只是使自己「陽抗而驕」,進而致使田中作物「苗渴而萎」。真正的感動,還是在豐收的當下,仕途上的成功根本微不足道,因此才會有「千穗百粒獲夫,涕洟饘於粥,於是信夫鼎銘之我欺。」的感嘆。在他的眼中,士人躬耕,終歸是唐代士人避仕下唯一的出路。
參考文獻:
《白居易集箋校》
《南濠詩話》
《全明詩話》
《新唐書》
《管子校注》
《甫里先生文集》
《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
《農書》
《全唐文》
《甫里先生文集》
《耒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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