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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關螢幕對人類大腦影響的問題成為多位科學家研究的對象，每隔一周就會有新的報告發布。但由於科學家無法準確地測量螢幕時間，目前研究結論的可靠性還不得而知。
螢幕時間是一個很泛的術語，包括發消息、玩遊戲或瀏覽Twitter等。現在的說法是過度使用手機可能會讓人變得沮喪和焦慮，也有一部分人認為不會。研究表明，過多的螢幕時間與ADHD有關。心理學界正在爭論遊戲障礙是否實際上是一種心理健康狀況。孩子長期沉迷於數字媒體和「數字海洛因」，矽谷的父母紛紛抱怨：「魔鬼就在我們的手機里，它劫持了我們的孩子，對他們造成了嚴重的傷害。」
事實上，這類研究還未得出一個確切的結論，這可能是因為此項研究依賴於自我評估。蘭卡斯特大學計算社會科學講師David
Ellis初步估計，大約有90%的研究都未能準確測量個人在手機上花費的時間。眾所周知，個人行為因人而棄，且非常主觀，人們很難精準地將其表述出來：人們很容易記錯、忘記或捏造事實，讓自己看起來更好。這種情況在之前的食物日記中已經出現過了。我們很難記住甚至注意到自己吃了多少，有時間我們會欺騙自己，在食物日記上記錄錯誤的信息。自我評估報告的不可靠性一直是營養研究領域的一大難題。
所以我們有理由推測參與對象並未準確地告知研究員自己在手機上花了多少時間。最近針對自我報告存在質疑的研究於上月由《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首次報導，並在預印本伺服器PsyArXiv發布。這項研究未經同行評議，但增加了多項證據表明智慧型手機對人類存在危害的說法的數據支持是不可靠的。牛津網際網路研究所研究主任Andrew
Przybylski表示：「我們其實都知道，當你要求某人評估自己的螢幕使用時間時，他們會很奔潰。如今，心理學家們也逐漸意識到人為評估數據的不可靠，甚至到了糟糕的程度。」
這項研究由卡斯特大學的Ellis帶領的團隊執行，要求238位參與者安裝蘋果的應用程式Screen Time進行數據記錄，該應該可有效記錄人們拿起手機的頻率以及使用手機的時間。比起詢問參與者的評估數據，這樣的方式就可靠多了。最終螢幕時間的統計數據絕對能讓你吃驚。研究人員會額外做一份問卷調查，問卷要求參與者估計自己在手機上花費的時間，或檢查手機的頻率，結合問卷估計的數據，對Screen
Time統計的數據進行分析。此外，研究人員還會要求參與者回應文獻中發表的評估數據。這些過程旨在評估人們對手機的依戀或上癮程度，對過度使用手機的擔憂情況、以及是否發現自己在不明原因的情況下盲目地檢查手機。
該團隊發現蘋果的Screen Time數據與該領域研究一直使用評估數據完全沒有關係。如果自我評估報告和更客觀的測量數據完全匹配，則相關性為1.0。如果不能匹配，則相關性將為0。團隊通過對比一次性估計螢幕時間與Screen Time應用程度數據記錄發現，相關性恰好介於1和0之間。事實上，人們對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的自我評估與Screen
Time的數據關聯不大。因此，這些自我評估報告的結果與蘋果的Screen Time應用程式完全不同。Ellis說到：「不能一口斷定兩者沒有任何關聯，但得承認實際行為與基於調查的評估之間的關係相當遙遠。」
該研究在發表之前仍需由專家進行評估，但當研究人員分析伺服器日誌以追蹤網際網路活動的內容、文本或用戶日誌時，其結果與上述螢幕時間研究結果一致。他們都認為，依靠自我報告中的手機使用估算結果可能會導致研究結果混亂。維拉諾瓦大學（Villanova University）教授Patrick
Markey一直在研究暴力視頻遊戲，並未參與此項研究，他表示：「這項研究看似簡單，卻很尷尬。更驚人的是，這項簡單的研究幾乎可以破壞人類對手機恐懼的整個基礎。」
Jean Twenge是聖地亞哥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也是《iGen：Why Today’s Super-Connected Kids Are Growing Up Less Rebellious, More Tolerant, Less Happy— and Completely Unprepared for
Adulthood》這本書的作者，她的看法可能與上述研究人員有些不同，她說自己的研究依賴於自我報告的時間估算數據，而非成癮或對手機的依戀程度。Twenge還表示：「這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我們都知道有關時間使用的自我評估報告是不完美的。但這就是科學的運作方式。如果你期待著完美的研究，就目前的情況，很抱歉，你還得長久的等下去。
Twenge希望更多的研究能使用Screen Time應用程式，特別是追蹤不同的用途，並找出個人在社交媒體上花費的實踐與在YouTube上觀看視頻所花費的時間之間的是否存在差異。她說到：「這將是一項偉大的研究，我希望它已經完成了。」
很顯然，相比依賴於人們的錯誤記憶，利用智慧型手機本身進行數據統計是更有意義的。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專攻個人健康信息學的博士後科學家James
Heathers說道：「手機，與現代生活中其他東西一樣，只是一個數據收集、傳播與顯示設備。我很好奇，那些明明可以藉助測量數據的研究，卻只是依靠個人主觀推測草草結束，真的不會感到慚愧嗎。」多倫多大學教授Jeffrey
Boase早在2012年就指出了自我評估報告和更客觀的手機數據測量之間的差異，並表示差異並不簡單。且不說經濟上的障礙，在獲取設備和應用程式收集的數據時還存在重大的技術和道德壁壘。
Boase表示，在技術方面，能夠發表社會科學研究的人或團隊往往來自研究機構，而非科技公司——所以，研究人員可能無法獲得科技公司收集的數據。當然，研究人員可以開發應用程式來監控人們對設備的使用情況，但目前還存在很多困難。首先，設備兼容性可能存在問題。在之前的一項研究中，Ellis的團隊設計了一款應用程式用以記錄智慧型手機亮屏情況。但該應用僅適用於某些Android設備：整個研究項目參與對象中，合計只能監控23人。Ellis稱，由於設備局限性問題他們困擾了很久，當蘋果的Screen
Time應用程式推出時，整個團隊都興奮起來了。他說到：「蘋果還是那個會給人驚喜的蘋果。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整個公司的資源擺在那裡，推出的應用自然也不會讓人失望。所以我們只要想著，『對，就決定是它了。』」
即使你開發了一款應用，公司也可更改其策略和權限，甚至撤銷該投資。例如，Boase近日在Google
Play商店中發布公告，所屬團隊開發的應用在獲取訪問電話和簡訊日誌出現了新限制。他所屬團隊設計了一款應用程式用於收集來自Android用戶的匿名呼叫和文本日誌數據，用戶提前簽署同意書。他表示：「這意味著我的應用程式不再有效。」幸運的是，他已收集了所需的全部數據。要是再早一點，很可能對數據收集的團隊而言就是災難性的。儘管如此，Boase稱此舉是合理的，用戶隱私是需要重點關注的一塊。他說到：「我並不是說科技公司應該讓研究人員長期獲取數據。」但這種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為那些想要研究技術對參與對象產生何種影響的研究人員造成了障礙。
另一個問題：如果你正在使用其中一個科技巨頭開發的應用程式來手機客觀測量值，你並不能完全了解其內部的運作方式。例如，Przybylski表示蘋果的Screen
Time應用將播客應用視為社交媒體軟體，但事實並非如此。（這可能與開發人員對應用程式的分類有關。）Przybylski說道：「作為一名科學家，我不應該只是盲目的接受蘋果的數據。需要自行調整分析，畢竟，數據還是有一定混淆性的。」
Heathers指出，還有道德問題。他表示：「在手機上安裝某些應用存在很多問題和挑戰，如果不是以研究為目的，基本上會被視為間諜軟體。我不想給你的印象是你可以隨意地訪問它。」即使研究人員可以訪問由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收集的社交媒體資料或智慧型手機數據，他們是否應該使用它？當相關人員以研究「情緒感染」為由，操縱著Facebook70萬用戶的瀏覽內容時，極易引發道德上的混亂，部分原因是參與者事先並不知情，也未簽署同意書。今年早些時候，一位舉報人透露Kogan博士通過一個性格測試收集了8700萬Facebook用戶的詳細信息。其中近5000萬用戶的數據隨後被政治諮詢公司劍橋分析公司分享，該公司利用這些信息操控了美國的政治廣告。事件一經曝光，該公司隨即登上了新聞頭條。
Boase說，為避免出現上述混亂，必須確保研究參與者知曉註冊的內容，這也是關鍵所在。他表示：「如果你向人們詳細解釋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請用儘可能清晰的語言，解釋完後，你可以詢問對方是否願意參與研究項目，他們都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判斷，如果同意你的做法，那麼你就沒事了。」此外，研究人員有責任將收集到的數據保密，這也是Boase團隊不會收集信息內容或研究參與者溝通對象的姓名的原因。
綜上所述，使用智慧型手機數據在技術和道德層面都具有挑戰性，那麼，研究人員還是什麼選擇呢？如今，Przybylski等人正在試圖找出收集自我評估報告的最準確方法。結合參與者按時跟蹤自己的螢幕時間的數據與個人在一天結束時對螢幕時間的估計數據，他進行反覆對比、分析。他說，尚未公布的反饋數據約占4%的時間。就目前的數據分析來看，根據研究人員的要求不同，主觀數據的可靠程度也會有波動。
這些將自我報告與其他類型的自我報告或更客觀的測量結果進行比較的研究有助於確保研究人員評估分析自己正在測量的內容。雖然該領域對此進行了分類，但迄今為止所看到的結果表明，我們需要打破個人對螢幕時間影響的固有看法，並對其持謹慎態度。Przybylski說到：「我們來假設一下，有許多針對物體在顯微鏡下如何相互作用的研究，研究過程中，發現鏡片上有一堆凡士林，有些人在知道鏡頭上有凡士林後，就會拚命地想要清潔鏡頭。而有些人則會當作什麼都沒發生，繼續所謂的研究。」
